郁。

 

     我的研究从来没有项目资金资助，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所以被认为是更个人的，甚至有些边缘吧

　　■本刊记者 刘天时 发自北京

 

　　10月，谢泳的新书《储安平与〈观察〉》终于出版，这完成于11年前的书稿第一次以全貌面市。

 

 

　　追溯往昔、钩沉旧事、感怀前辈，研究者谢泳的意旨当然不是沉溺的回望，当然地，要比照着提醒着我们的现在。在“他们的故事”与“我们的现实”之间，似乎就是那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断断续续、若有若无、似是而非，被权势挤迫、被利益挟持，但又总能一息尚存、余音袅袅。

　　这“传统”、这“精神”，应该就是当代学者谢泳试图挖掘讲述与扼腕叹息的。

　　讲述，娓娓道来；叹息，哀而不伤。谢泳研究和文章的低调与平实，有他个人涵养的追求，亦有他对前辈对信念谦卑的敬重、对历史对人生无奈的深情。

 

那些旧人旧事

　　人物周刊：您最初是如何确认您的研究对象的？他们的哪些特质吸引您？

　　谢泳：1980年代，我是做文学批评的。但那时我就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关注一些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因为对现实介入比较深，名噪一时。1990年代以来研究储安平、《观察》杂志、西南联大，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研究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自由主义一派，从他们所受的教育来看，都应该算是英美派；从学术渊源上可以追溯到胡适和他主办的《努力周报》，再接下来，就是围绕《新月》杂志的一些撰稿人。

　　我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兴趣比较少，比如鲁迅、冯雪峰。左翼的传统，从“五四”开始经历建国，基本是可以接续上的，比如后来的周扬、丁玲、夏衍。关于他们的研究可能并不深入，但他们的生平传记还是不陌生的。

　　但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是被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否定的、在我们正统的学术界是被湮没的，甚至到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当时对青年最有影响的李泽厚对胡适的评价都是非常低的。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而比之于左翼传统，我个人也更看重来自他们的思想资源。

　　人物周刊：与以往的同类研究相比，您的研究的独特性在哪里？有什么特别的研究方式？你的风格是怎样的？你的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谢泳：我还是比较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比如书信、日记，也确实打捞了一些史料。1990年代，互联网上与此有关的东西还很少，我的很多素材来自旧书，我有淘旧书的习惯。

　　从文风上看，我的研究还是比较朴实的，谈不上什么文采，讲求清晰。比作家专业，比学者作家。

　　这些年也陆续出了几本随笔，畅销谈不上，但在读书界还有些反响。比如1997年的《旧人旧事》，是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随笔。这本书之受欢迎，大概是因为与时代感应呼应吧。

　　另外因为我不在正统的研究机构里供职，比如社科院或者大学，我的研究从来没有项目资金资助，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所以被认为是更个人的，甚至有些边缘吧。

　　人物周刊：在您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经历和人格给您的冲击最大的是哪一位？或者您可以稍微谈谈储安平，因为您对他研究的独到，人们提到储提到《观察》，就会提到您。

　　谢泳：我最早知道这个人是个大右派。后来读戴晴的文章对他了解更多了些。他是非常有理想有才能的。他早年在英国呆过，后来任过《中央日报》文学副刊的主笔，都很成功。他办《观察》之前已经很有钱生活很安逸了，但他不是庸俗的没抱负的人，他还是想做事、有担当的。他想通过办杂志通过言论推动社会进步。但当时他还非常年轻，在政界没什么经历，所以难免比较激进。但总的来说，在胡适后，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代表。1949年后他的影响减弱了。另外他还是有名的美男子，英文好到可以同声翻译外文电稿，文学修养好，字也好，而且有一定经营和管理才能。总之是一个很全面的难得的人物。

　　人物周刊：您对您的研究对象几乎没有负面评价。

　　谢泳：基本是正面偏高的评价，我是有意为之的，因为这些人过去都很倒霉，太倒霉了。我们过去亏待过他们。虽然左翼知识分子也有过悲惨的时候，但是后来基本还是得到了补偿，有坎坷，也有辉煌，即便他们在专业上有才能的不多。但是右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多都是不错的专业人士，可是他们的命运都少有例外地悲惨，他们在有生之年都不曾风光过，都看不到前景，整个社会都不认同他们，他们的力量只能来自内心。这是多么艰难不易，令人惋惜。

　　人物周刊：您对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触及不多。您怎么看他们的状态、才能和历史作用？

　　谢泳：我对1930年后出生的知识分子，不太有信心有兴趣。他们大多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他们在应该读书的时候经历战乱，后来的又经历各种政治运动。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既有传统学养，又有留学经历，中学西学融汇贯通，从教养和才能上，都是后来者没法比的。至于70年代后出生的，我所知不多，但从环境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开放的，应该好些。

　　做他们那样的人

　　人物周刊：请谈谈您自己。比如什么样的经历或者读书经历，使您判断中国确实有自由主义这样一个传统有待挖掘？您是1961年出生的，您所研究的那些人那些事，在您的成长阶段，应该是不大被正面提及的吧？

　　谢泳：他们都是我青少年记忆中被大家说的“坏人”，右派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里面，其实是左右派都有的，但主干还是自由主义者。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每有一个批判对象，都会汇集专门的批判材料，从地方到中央，搜集和编纂都不少。比如，1954年批判胡适，三联书店就出版了8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1955年批判胡风，作家出版社出过6册《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我对这些“坏分子”的最初了解就是来自当时的一些反面教材。这些反面教材虽然目的是供批判，却也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

　　我也算是生长在一个右派家庭。我父亲是小地方的右派，他是个会计，只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原因，以为比周围人有点文化能干点，摊上了。但多少，这个背景还是对我有所影响的。

　　人物周刊：有什么特殊的人、特殊的书，对您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吗？

　　谢泳：1982年夏天我用一个下午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记得作者在书里非常明白地论证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用符号列出了公式。他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人。我看完后以普列汉诺夫的论点为依据，结合自己的想法写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文章投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文章当然没有发表。依现在看，当时的想法肯定也有很多出于误解，但在当时，确实很兴奋。

　　后来个人想法逐渐成熟稳定下来，能做点事情，主要还是得益于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潮流。有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六七十本，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简要编译了重要西方学术著作，编译者多是当时的青年研究生，现在有些影响的中年学者，比如徐友渔等。这套书在当时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中影响很大。

　　人物周刊：关于青少年时光，关于1980年代，贾樟柯的作品能引起您的共鸣，能勾起您的回忆吗？您也曾经迷惘、反叛吗？你们都来自山西小城。

　　谢泳：我们的青少年文化生活背景，都是非常贫乏的。没什么书可看，更别说电影和音乐。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听到邓丽君的歌，还是觉得很新鲜——原来不仅革命可以唱，人生感情也是可以唱的。

　　贾樟柯的电影基本是底层故事，不规矩的少年人的美好无奈的情绪。我比他们要大些，而且我从来就是一个拘谨规矩的青年。

　　人物周刊：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您和您所研究的人的传承关系是什么？

　　谢泳：我们这一代人，知识结构残缺，人生阅历贫乏，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望尘莫及。我愿意从人格和思想上学习他们，做他们那样的人。

　　人物周刊：您很满意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吗？听说您一直想办一本杂志。比起您现在的研究，您有过更张扬的人生抱负和社会理想吗？

　　谢泳：我的确试图办杂志，并且主持过《黄河》杂志改版。现在似乎没有机会了。

　　现在做的事，还好。我在山西，也不在体制内的研究机构，讲话余地也宽一些。虽然清苦，但是很平静。我是一个比较散淡平静的人，一个小人物。

　　１李莉觉得莫名其妙。这个词是在昨天傍晚冒出来的。当时李莉正在窗口发呆，那是一个非常小的窗子，对着一个更小的院子。院子里在改造，正对着李莉的窗前要再修一排房子，现在地基已经平好了，墙刚刚砌起来，门槛儿那么高。干活儿的人都吃饭去了，院子总算安静下来。墙里面是一滩水泥，水泥上斜插着一把铁锹，铁锹在往下沉，很隐蔽的在往下沉，李莉觉得用不了多一会儿，那锹就会倒下去。一根找平的白线，就那么纹丝不动地摆在李莉眼皮底下。李莉就把眼光落在那白线上，其实什么也没想。等李莉听见呼机响的时候，它已经响了很久了，李莉把它从一堆资料里翻出来，它就象没响过一样了。０８８６－５６７４８９７，周先生。李莉不认识这个电话号码，也猜不出这个周先生是谁。她随手把呼机扔到床上，呼机落到了王静的手边。李莉像是被惊醒了，因为她意识到王静可能会被她惊醒，她站在那儿，听见了自己的呼吸。王静没有醒，一动也不动，好象连梦都没做，什么表情也没有，脸上都是汗，油唧唧的，额头，鼻尖儿，颧骨，下巴，都闪亮亮的反着光。李莉拿起呼机，出了门。
　　李莉回来的时候，心里想，这个周刚，真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然后这个词就着了魔似的粘在了她的舌头上，她只想说，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她一路上含着这个词象含着一口痰，非得吐出去不可。一直走到院子里，李莉还是没能把它说出来，院子里还是没有人，铁锹倒是趁她不在的时候偷偷倒下去了，李莉有些遗憾地看着它，顺便看见了一只麻雀。李莉只注意到冬天麻雀在林子里没有食吃，会到院里来，没想到夏天也有。而且是这么热得不透气的夏天。而且这只麻雀落在了那根白线上，那么细的一条白线，麻雀稳稳地停在那儿，一动不动，压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弧度。莫名其妙，李莉终于对着麻雀说。说出来以后，她觉得好过了一点，看着那麻雀受惊而去，李莉笑了。笑什么呢，王静站在门口问。她根本就不是在问，李莉知道，她只是在跟她打招呼。她在努力，让她们的关系自然一些，甚至亲密一些。我笑了吗，我也不知道，你看夏天也有麻雀。李莉也很努力，她觉得她应该能作到，她很容易爱上一个人的，这是她的责任。在房东看来，她们就像一对姐妹。当然有了，难道麻雀是冬天的蝴蝶吗，在秋天破茧。
　　李莉又笑了，王静也笑了。王静挺可爱的，李莉早就觉得了这比方并不贴切，但是李莉知道王静的用意，她知道王静是个敏感的女生，她说了这么一个不够好的比方，并不是卖弄或者故作什么，她和她一样，只是想表达友善，想让对方觉得自己放松，一刹那间，李莉觉得王静很可怜，所以她笑了。
　　她们就这么笑着走出了院子，打算去学校搞点东西吃。天刚擦黑，学校里热闹起来了，到处都是打算吃晚饭的人。和蛰伏了一天的蚊子一样，随着橙黄色的路灯和若有若无的几缕热风，这些千里迢迢跑来学英语的家伙，他们出洞了。走进北门以后，李莉她们开始感到人的气息，别人的气息。路边上有个女生湿着个长头发，趿拉着拖鞋，一手拎着个塑料兜，另一只手底下放着个热水壶。女生很兴奋，一边和一个跨在自行车上的家伙大声说着什么，一边用那只闲下来的手抖她的湿头发。自行车上的家伙横在路口上，挡住了另一个自行车的路。后者无法顺利地拐过去，前者不想间断与抖头发的女生的谈话，很显然他们正谈到兴处，所以他没有转移他的视线，而是凭借经验提起车龙头，向女生这边靠拢。随着一声尖叫，一团水雾从人群中升腾起来，一朵白色轻飘的花，突然盛开在这个悄悄降临的夜晚。
　　在清西门口的大树下坐定以后，李莉开始吃她那碗牛肉粉。张明总是说，你又吃牛肉粉。李莉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又要了牛肉粉。她并不是觉得牛肉粉有什么特别好吃，但是永远也不会太难吃。她吃着的时候，什么也没想。走进学校以后，强烈的生活的洪流把李莉和王静冲散开来，她们面对面坐着，可是中间紧绷着的弦松开了。让她们变得敏感的幽灵，淹没在吵闹的人群中，象一只枯叶蝶，安静下来，消失在秋天的森林。李莉吃了一会儿，向后靠在塑料椅子上歇着，看看路上匆忙热闹的人，又看看王静。王静也要了牛肉粉，吃得很安静，很慢。烫伤挺难治的，会留疤。王静说。是啊，你看我这儿，李莉指着自己左臂上的一小块儿疤痕说。熨裤子，着急，把熨斗戳胳膊上了。没看出来你还穿要熨的裤子哪。不是，是着急穿，想熨干。李莉想起了一年前张明急着要走，新洗好的裤子，腰上还泛潮，就要穿，她没让。李莉没再吱声，埋头吃面，她觉得那只蝴蝶从树林里飞出来了，就在这碗牛肉粉上方飞舞，路灯底下一个清晰的影子。蝴蝶翩跹,打在碗上，饶着碗沿儿飞，越飞越快，在雪白的瓷碗画出一个黑色的环。可别让王静看见，看见了多不好。李莉盯着碗沿儿，一阵心慌，觉得周围很吵，每一个人都在大声说话，可是什么也听不清，每个模模糊糊晃动的人影都剧烈地运动着他们的嘴，好象上足了发条的傀儡，无法停止地向四方喷射雪白的唾液，这些小朵的浪花进入黑夜的空气，像小人鱼的泡沫一样消失，可是她们激动的源泉们，像旋转的星球一样，好象永远都不会停息。他们驱使着夜晚像一匹飞向悬崖的马，充满了狂欢的不可理喻的力量，从李莉不懈努力的清醒上掠过，势不可挡地摧毁它，就象沙滩上大海摧毁儿童的城堡。


　　２李莉是被房东的叫嚷声吵醒的。
　　她做梦做得很认真，在梦里好象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扯住波澜壮阔的情绪，喜悦和焦虑全都又纯粹又剧烈。只有在疲惫奔波的白天之后，这样的梦才会降临。每一次睡眠都好象是去海底潜水，大多数时候，弥漫着的都是水，丧失了时间的水，剥夺你意识的水；可是偶尔，偶尔一次成功的俯冲，就可以进入一个追逐征战弱肉强食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的世界。以前李莉常常做一些奇怪的梦，逻辑很强，却又完全不是现实生活里这一套。现在李莉把梦做得越来越逼真，比她的生活还要逼真。李莉甚至觉得她正在做一套世界经典文学名著：醒来以后，残存的片段和萦绕不去的情绪让她知道，这一次是雨果还是罗曼罗兰。前两天，她梦见和张明吵了一架。一开始自己象个真正的怨女一样哭哭啼啼，一边还回忆着当年的热恋时光，梦里面李莉有着呼风唤雨的本领，随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的叙述，那些树啊，风啊，门口的台阶，床头的电话，还有后来那温暖的手掌，潮湿的舌头，都像盛夏的一场暴雨一样，纷纷而来下。可是张明就只是抽烟，一言不发。正像看不清楚的一道闪电，李莉从怨艾中拍案而起，倾泻她在吞咽他的不忠时所尝到的委屈愤怒甚至仇恨以及在此之后难以摆脱的猜疑胆怯虚无忧郁。她象当年一样的伶牙俐齿，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她像表演一样慷慨激昂继而伤心绝望。那一次醒来之后，李莉开始认识自己的处境。她开始搞不清楚自己怎样表现才算是正常的，怎样做才是自己的本意。
　　早上院子里来了新房客。至少他有可能成为李莉的新邻居。所以房东很兴奋，象一个真正的生意人那样自吹自擂斤斤计较辅之以控制得当的真诚。有意求租者的声音很低，只有房东，像报晓的公鸡一样，一遍一遍拖拽李莉流连忘返的魂魄。醒来是一个有弹性的过程。李莉睁开双眼，一动也不动，生怕吓跑了还飘在眼前的梦境。可是什么也抓不住。房东的话倒是渐渐听出点意思来了。那个房客只打算住一个月，考完八月份的托福就搬回学校去住，房东因此把房租从四百块提高到四百五。前者犹豫了一下，最后答应了，只是说给他留着，过两天修好了他一定过来。后者对他的爽快却是始料未及，本指望他还个价的，所以才提出四百五。房东这时候有点愧疚，所以不停地解释说，我也知道你们做学生的不挣钱，要考试了也不容易，你别怪我多收你五十块钱，我这也是没办法，房子虽然说是好往外租，可是哪能说就住一个月，咱这又不是旅店，换个房客总得耽误十天半月……
　　王静还没有醒，一动也不动，好象连梦都没做，什么表情也没有，脸上都是汗，从小窗帘边上偷偷射进来的阳光打在她脸上，亮黄的一道。李莉看了表，快九点了。已经迟到了。她悄悄下了床，拿了脸盆，打开小屋的门。又是一个大晴天，晃得她睁不开眼睛。那个来租房子的人正往外走，李莉眯着眼睛看着背影有点眼熟。一时又想不起来。屋里是有水龙头的，但是李莉不想吵醒王静，她需要休息。她身体可够好的，李莉想。
　　李莉给王静留了一张条，说她去上课了，可能上了自习再回来，让她自己吃饭。写好以后，用桌上那杯泡的发黑的凉茶压在上面。李莉想了想，又加上一句，好好歇着，还有，别胡思乱想了。
　　骑在自行车上，李莉开始犹豫是不是去上课。天气实在太热了，刚骑到北门，李莉的后背已经湿了。早上刚把脸洗得像干净的瓷器一样，现在又重新像一块抹布，汗渍渍软塌塌地皱下去了。快到清西的时候，决定先吃个早饭再说。上午九点多钟，这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昨天她们坐过的地方，现在坐着一个正在吃油条的男生。李莉认识他。他是李莉在托福班上的同桌。李莉在他对面坐下来，他才看见她。李莉笑了笑，说，你也这么晚？同桌咽下一口豆浆，放下碗，说，刚才去北门看看房子。李莉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她看了一眼，他已经快吃完了，大概是在等她。
　　李莉和他一起离开清西，出了西南门，往托福班的教室去。同桌话也不多，只是说他叫李强，和李莉是一级的，水利系的。然后大家都没有话，骑得飞快。李莉什么都没想，她甚至忘了跟他确认他是不是要搬进她们的院子，她以为她说过了。她也忘了她是要去上课的。他们在曲折的炎热的尘土飞扬的小路上骑得飞快。
　　本来我不想来了。一起上楼的时候，李强说。
　　上的是阅读课。老师正在讲解一篇生物文章。李莉没做。本来计划昨天晚上做的。李莉打开书，开始看。但是心思很乱。


　　３我明天去西藏，得一个多月。傍晚的时候，张明对李莉说。他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抽一根烟。李莉在梳辫子，屋子里挺暗的，她回身开了灯，说，东西收拾好了吗。张明用鞋把烟头掐了，站起来，有什么好收拾的。李莉觉得他有话要说，就看了他一眼。后者把目光挪开，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什么事呀。张明忽然就停住了，看着她把头发梳好。说，走吧，吃饭去。
　　李莉坐在张明的身后，什么也没想。张明也不吱声，就躬着腰骑车。天暗下来，阴阴的，憋着一场雨要下，但是李莉觉得挺舒服的。这个晚上，一下子变得很清晰，张明要走了。他好象有话要说，虽然她完全猜不到，但是那也没什么，她很喜欢处在这么一种被动的地位，她可以无忧无虑。李莉心情非常好，这是真的。
　　张明买了一份沙锅饭一碗牛肉粉，又买了一杯可乐一杯芬达。我又没说我要牛肉粉。李莉确实很高兴。张明仍然不吱声，只是笑了一下，很快就收回去了。他们就默默地吃饭。有一个张明的同学，在学校里读研的，看见他们俩，一边开自行车一边和他们打招呼。张明没看见，李莉就用手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后者一转身，一下子把手边的一小杯底可乐碰洒了。张明爆怒起来。他站起身来，脱了洒上了可乐的Ｔ恤衫，摔在地上，光着瘦骨嶙峋的上身。他看见李莉抬头仰望着，眼睛闪亮地，不眨一下，也不转一下，象黑夜这个大衬衫上的两枚水晶纽扣，和一切都没有关系。实际的情况是，李莉马上低下头，继续等待。她觉得自己有点残忍，可是并没有抬头，也没有开口。张明在李莉把头低下去的一刹那，突然就不内疚了。张明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只有他们俩知道。大家都说他深情款款。他站在那里，光着瘦骨嶙峋的上身，看着李莉，后者只能放下筷子，站起来。
　　李莉说，怎么了。张明没搭茬，点着了一根烟，烟头红红的，一下一下地闪。李莉就不再吱声。天突然就黑了，简直不像是夏天。走回北门的路，却是异常的短，一直就到了院子门口。张明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突然转过自行车龙头，挡在李莉前头。李莉从慌张中抬起头来，看见了张明。她所熟悉的张明。远处工地上的灯光雪亮，高耸清瘦的塔吊，像个假的城堡，革命的彩旗飘啊飘。李莉抬起头来，看见了张明。熟悉的，自私的，敏感的，脆弱的，贪婪的，把自己的虚无和绝望当成宗教的，张明。电视的声音越来越响，碎嘴的主持人在耳边象切菜一样，切过来，又切过去。李莉抬起头来，看见了张明。白天的，夜里的，谈笑风生的，独自吸烟的，自作主张的，优柔寡断的，总是无法控制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的，张明。李莉觉得有一股柔情涌上来，不咸不酸，不带一点冲动，也没有什么理由。张明回头的时候，打算立刻就说出来。说出来。他只迟疑了一下，就看见了李莉。李莉抬着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崭新的光辉。又温暖又干净。不像是恋人的目光，倒更象一个亲戚，或者他无法遗弃的自己，的目光。这个晚上渐渐虚幻起来，邻居炸锅的油香，热风带来的土香，田野清风和垃圾腐臭，游走的黑色野猫，悄悄着陆的蚊子，诱惑的魔鬼的化身，它们混作一团，逃之夭夭。张明迟疑了一下，就看见了李莉。李莉抬着头，看着他，目光如洗。张明没有躲闪。


　　４上课的时候，李莉心思很乱。她努力沉下心来。她深呼吸了两下。她用手支着脑袋。她最终趴在了桌上。桌子很窄，她的胳膊肘碰到了李强。李强缩了一下，并且向后靠去，挺挺地坐在椅子上。李莉觉得额头全是汗，就要从胳膊上滑下来。所以她又坐起来，同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自己太闹了。她看了李强一眼，后者正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右手直直地伸在桌子上，准备着记笔记。可是他们离得实在是太近了，李莉觉得再怎么专心，也感觉得到彼此的动作。但是她也很快就目视前方，悄悄地坐成笔直了。这时候，教室后面突然吵了起来，台上的老师也快步走下来，向着李莉的斜后方挺进。李莉歪着脖子，看见一片人都站起来，全都在侧着身子往外窜，一个非常瘦小的女生，被一个并不是太高大的男生抱起来，在万众瞩目中向外走，进行曲响起来。老师站在那一排座位的端头，焦急地说，快下楼，楼下小卖店里有冰。李强在李莉身后说，中暑了。李莉回头，说，用冰镇镇就好了，躺一会儿。然后叹了一口气。王静的影子一闪而过。这一突发事件，让李莉放松了许多，自己原先的焦躁不安，像是趁你转身藏起来的孩子，刚刚还吵的要命，甩也甩不掉，现在却一声不吭，消失了似的。
　　老师回到讲台，对着麦克风干咳了两声，教室里渐渐安静下来。老师开始讲注意身体不要中暑的问题，为了调整气氛，他讲了一个他在别的班里遇到的事。一个更惨的中暑的故事，他把它当笑话讲了出来。大家都笑起来，李莉和李强也笑起来，笑得很响。突然笑声就止住了，大家都顺着老师询问的目光往后看。那个男生回来了。老师问，醒了没有。男生大声说，回家了。老师说，她自己行吗？你送她回去吧。你们不认识？不认识就认识认识吗。很多同学念托福班，念到最后，都取得了双丰收。双丰收。大家又笑起来，李莉看见，那个男生一声不吱，接过传出来的两个书包，转身出了门。李莉觉得这老师有点过分。她看了看李强，他也没笑，低头看那本阅读教材。李莉想，这个李强还挺好的。
　　李莉比较专心地听了一会儿课。等到刘芳呼她的时候，已经快要下课了。李莉按呼机的时候，多按了一下，就看见了周先生的记录，接着又看见刘芳的留言：方便回话。６６３７７３７９。李莉看着，就笑出声来。李强转过头来，搞得李莉很不好意思。只好又笑了一下，开始收拾书包。李莉就抱着书包等着，老师开始讲下次课要带什么书了。李莉想了一下，又打开书包，拿出一只笔来，从笔记本上撕下来一张纸，写上自己的呼机号，放在李强面前。又把书包重新收拾好。就下课了。
　　刘芳约她见个面。李莉说，我就要考试了，考完再说吧，你有什么事儿吗？刘芳顽皮地说，你真的在专心准备考试吗？你可真行。李莉最受不了她这种语气了，就把电话拿得远了一点。刘芳继续说，来吧，我请你吃肯德基。别老是那么阴沉沉的，心情不好找个人说说就好了。李莉说，我怎么心情不好了，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没时间，我要考试了。然后就挂了电话。转身就走。身后看电话那个胖女人大叫，喂，那位小姐，没交钱呢。李莉暴躁地翻她的钱包，没有零钱。又翻了短裤口袋，竟然只有两毛钱。她递过去一张一百的，那女人不急不缓地说，没零的呀，哎呦喂，这还真找不开。大壮，去，给妈换钱去。说话的同时还举起钞票对着太阳弹了两下，好象这样就能辨别真伪一样。李莉只能等。她站在一条窄窄的街边，一棵小树的对面，大太阳底下，等着这个莫名其妙的大壮回来，好找钱给她。突然就发现自己已经消了气。然后她想起周刚来，觉得还是和刘芳见一面吧，见一面，也许有点意思呢也说不定。所以她又打了一个电话，约了下午在城里见面。


　　５公共电话是一间小食杂店的一部分，店的旁边就是一家饺子馆。饺子馆门面很窄，只够开两扇玻璃门。现在敞开着，里面靠两边墙摆了两排桌子，尽头有一台电视，电视里正在放新闻三十分，靠门口的一张桌子围坐了三个人，一个精瘦的老头，穿一件得得嗦嗦的白纱衬衫；一个老太太，有一点胖，头发很少，稀稀疏疏地才盖住头皮；还有一个十八九的姑娘，看上去是刚刚从乡下来的，辫子编得很紧，又黑又亮。她有点胆怯。李莉走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掐豆角。年轻的姑娘站起来，进里面拿出一张菜单来，问，您一位？
　　李莉又开始了无所事事的等。她进来以后，坐在了另外一张门口的桌旁，对着街道。可是这是一条很窄的有点僻的小路，正是大中午，路上没有什么人。看出去只有白花花的，贫血又发烧的病容。李莉有些累了，饺子馆里只有他们四个人，现在只有三个，那个乡下姑娘走进一个黑黑的门洞再没出来。李莉转过来，往里看。老太太也转过来，冲里面喊，小娟，快点。里面哎了一声。又静下来。电视的声音很清楚，显得更静了。李莉被这突如其来的安静吓了一跳，这一切都像是个阴谋。老头子，老太太，小娟。他们好象设计好了，一直在这儿等着李莉，等着她在一个大中午走进来，要三两扁豆，又热又疲惫，坐在门口的桌旁，热的汗和虚的汗一起往下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店里一个其他客人也没有。除了电视什么声音也没有。一只苍蝇也没有。怎么会一只苍蝇也没有呢。他们有什么企图呢。怎么会一只苍蝇也没有呢？小娟！小娟！
　　小娟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


　　６王静来的时候，李莉和张明都在睡午觉。天气非常热，屋子又很小，门窗就都开着。所以王静在桌边坐下了，两个人还都不知道。张明的睡象非常糟，侧着身子，朝向李莉，上面的一只胳膊压在李莉的腹部，上面的一条腿曲着，膝盖顶着李莉的大腿。嘴半张着，有一截口水就要躺出来。李莉却又睡得太老实，样子不象是在睡觉，而是已经躺在棺材里面等着鲜花铺上去，直直的，双臂自然地垂着，而且毫无表情。王静看了他们一会儿，觉得有点心酸，小心地移开视线，生怕会搞出声来。屋子里面，除了一张双人床，就只有靠窗的一张小桌子，桌子旁一张椅子，门口有个很矮的架子，架子上有一面镜子。桌子上很乱，有一只发卡，一把木梳，一堆大小不等的书，一件揉成一团的黑色Ｔ恤衫，两个钱包，两串钥匙。一只平放着的防水表。一纸杯喝了一半的可乐，一摞照片压在胶卷上。王静拿起照片，前两张是荷花，荷塘的荷花。照得非常虚，张明常常故意把一张照片照得没有焦点，完全是虚的。这点王静很了解。张明对他的摄影有着极端固执的自信。后面几张是李莉的照片。吃惊的李莉，回头的李莉，傻笑的李莉。李莉甩着她编得很结实的长辫子，一点都不在乎。
　　王静把照片放下，开始犹豫是不是叫醒他们。这个房间静得，让王静觉得象是在茜纱窗下，我本多情？中午啊。全世界都在午睡。蝉鸣，只有蝉鸣和时间在飞驰的火车上摆手的声音。王静坐在熟睡的张明和李莉身旁，感到了委屈。他们其实离得非常近，王静可以听到他们俩的呼吸，然后她就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她想她还是出去走走吧。这个屋子实在是太小了。王静觉得自己非常可怜。王静是一个很容易被自己感动的人。
　　她悄悄地站起来，只迈了一条腿就到了门口，在门口她又拿起桌上那块表看了看，已经挺晚了，她想是不是叫醒他们。王静又犹豫了一下，瞥见了左边的镜子。王静把上身探过去，看见了一张油浸着的焦虑的脸。头发都有些湿了，前面的几根贴在脑袋上，象一只有很多触角的海底生物，趴在她淡淡泛红的微微反光的脸上。她觉得太狼狈了。悄悄转身去拿那把梳子。梳子一半埋在Ｔ恤衫底下，Ｔ恤衫的一角被可乐压着。王静非常小心，可是她的手在这张紧张的桌子上无法游刃有余，照片掉在了地上。
　　李莉一边梳头发一边推张明。张明翻了个身，不肯醒。李莉说，有人来了，说完回头看看王静。王静倚在门框上，冲她笑了一下。李莉想了想，从王静身边走出来，小声说，让他睡吧，你是——王静？
　　从院子里走出来，王静感到身边这个人什么都知道了。这就是张明常常提起的李莉。比她想象的还要聪明的李莉。她在她面前的优越感，让王静有些不自在。走到巷子口，阳光从灿黄的一条变成了白花花的全世界。王静觉得脸上的汗象一条虫子在爬，非常痒，不容忽略的痒。她说，我们回去吧。
　　李莉觉得她还是没有把话说清楚，她又说了一遍。张明都告诉我了，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尊重你的感情。我也尊重张明的感情。张明是个不负责任的人，相信你也知道。至于孩子那是你们俩的事，我不能发言。我觉得我现在只是张明的一个熟人，一个亲戚，他现在要走了，如果你们决定了，我会乐意帮忙。
　　她就这么又说了一遍。可是王静一声也不吱。李莉这一篇话是早就想好了的，昨天晚上，她就想好了。她当时觉得这些都是归纳出来的事实，可是说了两遍以后，她感到她在做姿态，至少有做姿态的嫌疑。这让她从坦然自信的高处开始往下跌落，而王静的一声不吭，让她觉得自己简直就是迷恋独白的电视剧女主角，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她只能继续解释。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俩合租的，他要出门你就来住吧，反正问题不解决你也没法回家，你是湖南人吧。我们的关系你不要多虑，即使没有你，我也搞不清楚我们算什么了。这事一出来我倒觉得自己有点想清楚了，是我变了，我不相信他那一套了。我看着他抽烟，绝望，愤世嫉俗，我觉得有点可笑。现在我再也不会相信坐在十字路口整夜整夜地唱歌就是浪漫的爱情了。我也不会再在他的镜头前有忧郁或者甜蜜的表情了。你知道在意大利语里忧郁和甜蜜是一个词。我觉得我过早地衰老过早地回到生活本身了。昨天我认为我仍然爱他，像爱一个永远在胡闹的孩子，爱一个遥远的失败的不肯回头的将军。可是他需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对他的放荡不羁的欣赏与合作，我们完了。李莉说着说着就失控了。她完全掉进自己编造的逻辑里去了。她代表着一方，张明代表另外一方，两者的关系丝丝缕缕，李莉越说就越透彻，仿佛感情的问题就此有了解答。
　　我现在觉得浪漫就是人生一阶段，就是一次旅行拍照的那个阶段。选个背景，作个表情，留着以后拿出来看的。以后看着也觉得是真的，可是当时特假。完全是一二三茄子。这就是爱情了。旅途其实是挤火车，找旅店，下雨天脚上都是泥，累得不行。我这可不是贬低你们的感情，我这是在说我自己呢。我现在没胶卷了，张明还有，所以我们完了。
　　李莉说到这儿的时候，被自己的比喻吓着了。她自己也没想到事情说着说着就变得跟真的似的了。而且她的语气表明，她开始为此伤感了甚至。李莉从惊吓中看了王静一眼，后者也正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她，认真地等待着下文。李莉沉默了下来。她把双手抱在胸前，开始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在睡午觉，被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砸醒了，醒了以后看见了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判断她是王静，认为自己应该单独和她谈谈，解释，再解释，解释不清了，自言自语，自言自语。李莉觉得自己才刚刚醒来，那么眼前的这个人，——你是王静吧。


　　７图书馆里其实还是很热。刚刚进来的时候还以为很凉快，其实是骗人的。非常长的大厅里没有几个人。李莉一路向西，一直走到了最里面。最里面的桌子上都落了一层灰。隔着三四张桌子对面坐着一个女生。女生向后靠着，把腿伸直了放在对面的椅子上，把书放在腿上看，非常舒服的样子。桌子上铺着两张报纸，上面有几本字典，还有李莉非常熟悉的托福资料。报纸的前面放着一个小电扇，拖着根长长的尾巴，正傻乎乎的在那儿使劲儿吹。李莉没有报纸，她总是准备做的不够。她用卫生纸擦出一块地方来，把书掏出来坐下。李莉决定先做听力，因为这样比较可以强制自己集中精力。倒带。李莉开始打饱嗝，扁豆味儿混着醋味儿蒜味儿像跳龙门的鲤鱼一样，朝着李莉的口腔一阵一阵翻涌。李莉想，我不应该吃饺子，饺子太容易反胃了，天气这么热。李莉把单放机停了下来，她想喝点水。可是喝水得一直走过长长的自习教室。在两排桌子中间，走起路来非常响亮。李莉犹豫了一下，还是站了起来，去喝水。
　　喝水回来李莉觉得正式的学习开始了。她开始听录音。这套题做得很成功。只错了三个。只错了三个。这是李莉听力的新记录。李莉发现自己有点困的时候，总是做得还不错。因为很多很多困扰她的事情都象睡着了一样，一声不吱。李莉很满意。她把耳机拿下来，打算歇一会儿。她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大壮，还有小娟。接着想起了王静。不知道王静现在干什么呢。其实只有王静是最可怜的。她还心甘情愿。李莉觉得王静有点傻。或者有点笨。这种自以为是得意洋洋的笨人在身边到处都是。可是，谁都忍不住相信一次啊，李莉想。李莉心不在焉地抬起头，看见对面的电扇后面多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男生趴在桌子上，两只手都伏在书上，样子正经的像是国家总理在电视里做报告。这时候，外面吵闹起来，是那种导游的喇叭的声音。李莉走到窗前，看见一大群小学生，都穿着黄色的Ｔ恤衫，戴着白色的小遮阳帽，扎着红领巾。今天阳光灿烂，我们夏令营的同学们在舒老师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了这所著名学府的图书馆。这是一座典雅的红砖砌成的建筑。舒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座图书馆的历史，已经有八十多年了。图书馆外面停满了自行车，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图书馆里看书学习。我们参观的时候，有一个大哥哥正抱着一摞书往里走。我们见了都很羡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一样在这里学习。
　　李莉看见了一个还书的人穿过小朋友的队伍，她想今天是礼拜几呢。礼拜二啊。在礼拜二下午莫名其妙地跑来还书的人，他是谁呢。这么热的礼拜二的下午，莫名其妙地跑来还书。在一群参观的孩子中间，炎热的礼拜二的下午，莫名其妙地跑来还书。李莉感到了彻骨的孤独。困意消失了，无处躲藏的眼睛又看到了自己和整个宇宙整个时间。
　　李莉决定提前到街上去。


　　８刘芳进来的时候，李莉已经喝完了一大杯橙汁，正在用手摆弄那只弯曲的吸管，她还买了一份报纸，早已经看完了，卷着放在桌上。从学校里出来，坐上有空调的公共汽车，李莉心情好了一点。刚刚要发作的什么东西，像是被夏天烧开的一壶水，冷下来也安静下来了。李莉有点享受自己混在人群中涌动，自己和自己的情绪好象都变成了可以玩味的东西，一杯茶。所以当刘芳在冷气十足的快餐店看见李莉的时候，后者已经不是焦虑的打电话给她的那个语气恍惚的家伙了。刘芳看见她脸上甚至挂了一副优越感十足的微笑。
　　什么急事儿啊？折腾我。你看这汗。
　　没事儿。我学不动了。李莉还是挂着她的优越的歉意的微笑。
　　你不是能学下去吗？你不是逞能来着吗？刘芳看着李莉那副德行，有点生气了，所以后面一句语气有点挑衅。可是李莉不吱声了，好象看着女朋友发嗔的正在抽烟的男生。就那么看着刘芳，后者就笑出了声。李莉说，我酷不酷？
　　刘芳说，得了，别勾引我，我最吃你那套。李莉又笑。说，就是，张明也不怕我把那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拐走。刘芳忍不住道，别扯了，那天冯大夫还跟我说呢，怎么长的跟豆角似的，哪儿如花似玉啊？你别夸她了，我知道你心胸宽广。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你还要点什么？李莉说，你请客啊？
　　刘芳端着一个大托盘回来的时候，发现她的朋友又变了，表情挺严肃的。她就坐下来，没说话。李莉又拿起一杯橙汁，喝了一口，说，我心胸一点都不宽广。不是这么回事。刘芳说，你别说你早就不爱他了，我不信。李莉看了她的老同学一眼，后者说完了话正往窗外毫无目的的张望。李莉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她觉得她说不清楚。即使是在刘芳面前，她也说不清楚。话一出口就准得变样。所以她也把头转向窗外，把吸管头从嘴里拿出来，用两只手摆弄。
　　窗外什么也没有。窗外有很多人在走，可是他们就和爸爸妈妈天天听的新闻联播一样，只是一个时间或者一个地方的一种质地，无法引起任何注意。还有几棵树，热得像一盘清炒菠菜，被搀扶着立在街头。李莉把头转过来，说，周刚呼过我一次。
　　刘芳说是吗？他知道了？
　　他知道什么呀。没有，他在西藏呢。我说他怎么不跟张明一起走，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还说他也不想跟他们那帮搞摄影的在一块儿。
　　他是不是说他想一个人呆一段儿。
　　他还不就这两句词儿。李莉看着刘芳，又补充说，他还说他挺想你的。
　　刘芳没有把这个玩笑继续下去，低头挖冰淇淋吃。李莉觉得自己低估了对面这个女实习医生的感情。说，西藏有什么好？这帮家伙。
　　刘芳很快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认真地说，西藏挺好啊，我也想去呢。什么时候咱俩一起去吧。
　　李莉没有想到话题真的转移到西藏上来了，可是她确实对西藏没兴趣。有一次她对憧憬圣地的张明说，不就是民族风情吗，惹得后者颇为吃惊，甚至还有些生气。所以这次李莉把话题轻轻带过，哪有空啊。
　　但是这个话题让李莉对这次见面的兴趣突然减了下来。对面仍然是她所熟识的刘芳，了解她可是不肯跟她一起改变的刘芳。李莉说，你们到底怎么了？
　　刘芳说，没怎么呀，挺好的其实。就是时间太久了，又不想马上结婚，就有点腻烦了呗。李莉重新又觉得刘芳其实还是挺明白的。就说，也是啊。也许张明也是啊。
　　别骗自己了。张明这也不是第一个了，这不过是第一次惹出祸来了。他总拿他那点儿艺术招摇撞骗。也就你吧，要我早跟他掰了。
　　李莉想辩解，就说了一句，其实还不是早就掰了。
　　想了想，又补充说，我就是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决绝，那么有仪式感。假模假式的干吗。
　　什么假模假式，你就从来都没生气过？
　　生。生气吧，应该。李莉把吸管拔出来，把纸杯子捏成一片儿。


　　９晚饭以后王静说要在外面溜达溜达，李莉说你现在应该注意身体，别做下病根儿。王静说我没关系，我睡了一整天了，挺闷的。李莉想也对，就说那我回小屋了你早些回来。王静笑了笑，对李莉说你放心好了。
　　李莉走得挺慢，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一阵风从正前方吹过来，很低很平的一阵风，轻轻撩起李莉的裙子，李莉用手按住，站在那里不动，等着风停。她发觉自己心里有一点悲戚。这是一种繁殖得很快的难以抑止的病菌，而且还可能会发生病变。但是李莉仍然忍不住就此沉了下去。好象滴进水里的一滴墨水，它迅速而且舒适地弥漫开来，根本没法控制。李莉向前走着，她也知道自己目光散漫。前面路灯底下有一簇晃眼睛的光，李莉走近看到是一地的碎瓶胆。她走过去又回头看了两眼，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孤单了。
　　王静是过了十二点才回来的。李莉不敢让房东知道，自己开了院门一直悄悄地坐在门口等。王静显然是喝了酒，老远就看见她两眼发亮，好象那路灯底下的碎瓶胆。因为怕跳闸，李莉关了灯，烧上了热水。热得快一个夏天没用过了，是从架子的最底下翻出来的。王静躺在床上，断断续续的说，你别忙了，我睡一下就好了。热水烧上以后，整个世界都黑了下来，只有暖瓶塞上一个小红点亮着。王静在黑暗中拉了李莉的手，李莉有不好的预感，她不喜欢互吐衷肠的感人场景。但是对方有醉的借口，自己没法太残忍。王静仍然是半闭着眼睛，说话的语气象是追忆，又象是憧憬，好象欲说还休，又好象欲罢不能。李莉不想看着她，她并不想太配合，她就盯着黑暗中的小红点，盯得后者不断地扩张开来，有一盏交通红灯那么大。对于王静这么晚回来，李莉在十一点以后一直在做准备。她想王静可能去城里了。她也有点害怕王静会出事，不管怎么说，她一个人在北京，不容易。又刚刚做了手术，身体那么差。所以王静刚出现那一刹那，李莉觉得应该感谢点什么才对。可是现在，手被一个喝醉了吐真情的人握着，李莉非常厌烦。
　　王静说你知道吗我一点也不后悔。我真的爱他。我不知道这么说你会不会生气，可是我觉得他也真的爱过我。就是说我们曾经真心相爱过。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并不想把孩子作掉，说实话我后悔了。可是当时我太想留住张明了，我以为只要我听他的，他就会回到我身边。我，我经常想象自己和张明结婚，结了婚，还可以名正言顺地要孩子，多要几个。
　　李莉坐在黑暗的床边，真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一个人喝了点酒就会变得如此弱智。李莉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听一个愚蠢的女人说一些愚蠢的的话。她是谁啊，该我什么事？
　　张明他什么时候回来，告诉你了吗？我想等他回来再走，他还没答复我。
　　李莉害怕自己会发起火来，事实上李莉随时都有可能发火儿。她一直鄙夷喝酒的行为。对于心情不好就去喝酒更是不能理解。其实这也是后来她和张明疏远下来的原因之一。有一次，张明宿醉醒来，李莉跟他说，喝酒不就是为了不知害臊吗？
　　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往上顶，小红点一跳一跳的。李莉把手抽出来，去把电源拔了，拉开了灯。灯光非常晃眼睛。李莉拿了张明的杯子，狠狠地刷了，又从奶粉咖啡果珍里翻出一包茶叶来，撮出一小把来，用开水冲上。开水倒出来的时候，水汽很大，李莉根本就看不清自己端着杯子的手了，她只好把暖壶放下，再在桌上腾出一块地方，重新倒水。水汽再次升上来的时候，李莉发现自己哭了。
　　等李莉控制了情绪从厕所回来，王静已经睡熟了，轻轻地打鼾。


　　１０和刘芳分开以后，李莉并没有立刻回去。她想在街上走走。看看人来人往，这样会觉得世界更真实更不容置疑。她想把自己彻底累垮，回去结结实实地睡一觉。李莉清楚地知道，自己走在傍晚的大街上。
　　走着走着就拐进了一条比较窄的路上。路上的人明显的少了。她走进了一个居住小区。她沿着花坛走进去。在一块比较大的绿地中间，有一小块硬质的铺地。边上有几把坐椅。中间围了四五个人。李莉走过去，站在他们上方，因为他们都蹲着，中间有个人在玩一个什么东西。李莉蹲下来以后，大家自动地调动了位置，李莉就在中心人物的旁边。他一边演示一边讲，这个九连环呢，古书上就有记载，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就提到过，史湘云正和小丫头们玩儿九连环呢。开发小孩智力，帮助老年人活动脑筋。你拿这个，是最难的。你还真有眼光。会解吗。
　　李莉忍不住也从塑料口袋里拿了一个，只有四个环的。她看着这个行走江湖的连环大侠，觉得身置梦中。大侠为了讲解，把奇形怪状的小铜丝举起来，慢慢地解。李莉看着，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一个大人的智商可以想通的问题。大人怎么可能在如此没有意义又期待发现的事情上专注。李莉想自己要是八九岁就好了，肯定可以在九连环上有所心得，有所作为。她买了手里的一只。站起来走了。一路捅咕着，也不过脑子就碰着运气。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天阴下来的。李莉发现自己站在一条陌生的大街上，人行道的中央。路上的人都走得很急，象下雨之前的蚂蚁。李莉攥着个九连环，停下来，环顾左右。右边是一排小商店，左边是自行车道，再左边是机动车道，再左边又是自行车道，再左边是一个巍峨的大厦。大厦前有两棵渺小的树。树底下是行色匆匆的人。李莉觉得自己也应该动起来，在这个街上和谐一些。她把九连环装进书包，再次环顾。她得做个决定，到哪里去。她转身仰头，看见了一家机票火车票代理处。李莉有点兴奋。她为自己突如其来的想法感到兴奋。
　　那么今天晚上应该早点回去休息。李莉剩下的时间一下子变得清晰了。她和路上的人一样，行色匆匆地向公共汽车站赶去。
　　可是突然就真的下起雨来。非常大非常急的雨点，象仇人的手掌一样打在李莉的脸颊上。李莉一瞬间就全都湿透了。她奔到过马路的地下通道里，里面全是人。有一股湿汽从人身上慢慢蒸发的味道，让李莉不敢深入内部，她就站在入口的最外一层。所有的人都在身后。
　　在地面以下，李莉的前方是宽阔的大台阶，一直通到下雨的天上去。看不见人，也看不见车，只有一大块雨水。粗重的雨水打在雨水上，开出喇叭花来。闪烁着，遍地都是喇叭花。汽车鸣笛的声音和车轮淌过水面的声音，从上方传来，显得很不真实。因为身上湿透了，风一吹，李莉觉得有点冷了。她又扯了扯衣裳，避免它们全都贴在身上。她的辫子开始往下滴水。李莉的头发其实很乱了。早上出来一整天了。雨还下得没什么希望，李莉从书包里摸出了梳子。她转身到里面去一点，因为她没有办法对着一大块没有边界的水梳头发。里面的人居然三五成群地高声说笑起来了，这真让李莉始料未及。李莉往边上挪了挪，想靠在墙上。但是她被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挡住了。她们正在分别说着自己的孩子。她们说，你家宝宝，我家宝宝，你老公，我老公。仿佛全世界只有九个人。人很多，李莉犹豫了一下，最后从她们三个中间穿了过去。穿过震耳欲聋的笑声。
　　李莉的头发很黑很长，已经好几年没有剪过了，偶尔修修，防止分岔。李莉把早上编得很结实的辫子打开，现在它们成了固体的三根，纠缠着，需要一环一环地打开。李莉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一边理头发，一边低头看自己的脚。梳子从头到尾梳过的第一下，李莉觉得非常畅快。而且梳下来很多水。她把梳子和皮筋儿叼在嘴里，觉得有目光在关注自己。抬头向前看，一个衣着破烂，手捧二胡的青年男人。他显然有点惊慌失措。倒不是因为李莉看见了他，而是因为他谋生的地方突然成了避难所。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此停留。卖艺者抱着二胡倚墙站着，他恨不能把二胡化为虚有，自己穿上体面的衣服，混迹于避雨的人群中消失。李莉梳着头发，揣测着对面的男人，有一种熟悉的，却让自己吃惊的柔情升起。她笑了笑，赶紧就撤回目光，专心编着辫子。


　　１１头发梳得溜光以后，李莉再次回到入口边缘。她不喜欢里面的味道，也不想和那个卖艺者长久地对峙。她没有目的的看着雨水，无端地想起那个传播九连环的人，觉得这一天很长，好象走过了整整一套武侠小说。怎么到处都是身怀绝技，来历不明的人。李莉把自己沉在神秘推理刀光剑影老谋深算欲擒故纵生死抉择爱恨情仇长河大漠塞北江南的想象中。这想象是被急速降落的雨托起来的，就象在自行车上的胡思乱想总好象是起飞前的滑行。
　　雨下得冒起了白烟。这么持久以至于不象一场夏天的雨。很多人没有耐心等下去了，稍稍小一点的一瞬间冲出去，顶着个包或者夹子，期待巧遇一辆没人坐着的出租车。李莉很累了，原地就蹲下来。托住下巴有些绝望了。她感到自己的脑袋非常沉。她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就睡着了。在这么一个连方位还没搞清楚的地方。她觉得应该振作一下，可是没有一点让她站起来的力量，最后她把额头放在了重叠于膝盖之上的手臂上，一个胎儿一样蜷着。一直到后来，她有些快要睡着了，身体开始有点前后晃动，好象火车上熟睡者随波逐流的脑袋一样。一点点消失的意志突然回马一枪，李莉站了起来。腿已经麻了。但是她头也没回，走出了地下通道，沿着大台阶走上去。
　　雨还是很大。雨水顺着李莉的脸往下流。她清醒过来了。虽然暂时想不起任何事情，但是她觉得自己有些力气了。对面没有人走过来，身后也没有人走过来。天色很暗。李莉决定重新找个地方避雨，一间快餐店或者一间书店一间咖啡店一间音响店一间什么都行。
　　她最先碰见的是一间理发店。李莉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１２这是一家有点高级的美容美发店。李莉狼狈地站在门口，在音乐中大声说，我想剪头发。雨水从各个部分往下滴，整个人就好象一件洗过没有拧干的衣服一样，垂落下来。非常温柔的小姐递过来橘红色的毛巾，李莉先擦干了脸，舒适地睁着眼睛，又说了一遍，我想剪头发。
　　洗头发，冲头发，李莉的脑袋一直被一双力度合适的手控制着。整个的节奏是舒缓的，生活好象从急落的大水中走出来了，重新又象火炉前的一本书一样，展现出从容自得的一面。被橘红色的毛巾包裹着脑袋，李莉被引领到理发师的操作台前。理发师很高很干净，穿着比毛巾的颜色柔和一些的橘红色衬衫，灰白的裤子。李莉的衣服已经不再滴水，潮湿着，颜色发深，李莉为此付出了体温，她接连不断地打喷嚏。李莉说，我想把头发剪了，剪短。理发师没有搭茬，从镜子上摘下吹风机来，说，自己吹干，别感冒了。李莉对这小小的温情感到非常意外。好象火炉旁又出现了彼此相爱的父母兄弟姐妹，静谧又安详。她扯着衣裳呜呜呜地吹。热风经过冰凉的皮肤，象一只滚热的手，划在冬天结雾的玻璃窗上，李莉的心情渐渐明亮起来。
　　李莉坐下来以后，再次说，我想剪短了，随你剪吧。理发师用手在李莉的耳朵下面比了一下，说，这么长可以吗？李莉说，再短一些，剪短发。理发师就没再说话，用手拨弄她的脑袋，前后左右的看。最后用脚勾过来一只转椅坐下来，说，你信过我了？李莉说，是的，你就随便剪吧。
　　他的衬衫口袋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姓名可是李莉看不清楚，用印泥印上去的号码倒是很大很清楚。９６００１４号。９６００１４的手非常干燥，大，而且温热。它偶尔触及李莉的脸颊，耳朵，和脖子，不象吹风机那样强劲，但是因为短暂飘忽而变得充满灵感。９６００１４工作很专注，只用一把剪刀和一只梳子，剪的时候动作安静而且飞快，时而停下来前后左右地看。李莉盯着镜子，看见一绺一绺的头发无声地坠落，雪一样覆盖了地面。看见９６００１４运动的手和偶尔落入镜中的目光。
　　头发剪得非常成功。李莉走出理发店心情好得让自己都怀疑不能持久。而雨也恰到好处地停了。她顶着轻了好几斤的脑袋在空气清新的街上希望遇见一个熟人。但是其实她还没有搞清楚自己身在何方。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再去一次机票代售处，退掉那一时冲动的西藏之行。李莉并不着急，在街边买了一份煎饼果子，热气腾腾地向前走去。

 

2001-09-16天时/激动 

因为孤独是最自然的状态——在写这句废话之前，我去把衣服从洗衣机里拿出来，扔进了烘干箱。天，我又亏了，低估了美国洗衣机的能力，我本可以一锅洗现在4倍多的衣服。

我在看新闻自由的书，一本都是历史上有关案例的律师和法官的陈词——只能看懂部分，但足够让人激动，华丽地拗口地充斥着“自由”、“人类”、“荣誉”、“梦想”之类的大词。所以，我还有一个我们已经定论过多次的答案，那就是做些和“孤独”等等内向的东西无关的，和“人类”、“自由”有关的外向的事，忘我地满满地度过一生。


2001-11-01天时/看纪录片 

今天看了一个印度的纪录片，讲印度教的原教诣者兴起（被政治利用了）的纪录片，叫《In the name of god》（以神的名义），前天我看了《War and Peace》（战争与和平），讲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核竞赛的。真是都很好。我们国家怎么就没人拍这样的题材的片子。从电影上看，印度和我们国家很像。穷的地方都很像，不适当的鲜艳，群众讲话的方式也是不自觉的幽默掺合着不负责任的瞎逗。但是还是看得出，印度是个民主的国家。

那个导演也很好。很沉着谦逊。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落后国家的人就是比美国人招人喜欢些，你想吧，要是个美国人搞出这么个东西，不知道怎么样呢。这当然不是大毛病，而且有时候也很逗。世界上好东西可真多。自己并没提供点什么，有些惭愧。


2001-11-04天时/请珍惜自己的才华

小昭，你要重视自己的才能，更珍惜它——你不要不承认，不承认你幸运地是个才华卓绝的人；不承认你的这个，给别人已经带来了好的影响！接下来怎么办呢，乐观地，真正激发起乐观的、平和的人生态度，把你的才华引向更大的、更有影响力的领域——小昭，你能，而且我想那样的人生何尝不可能是真正幸福的、有力的人生——人生最好的可能！

所以你，千万不要为钱啊之类的小事烦恼，也不要让太细、太忧愁的东西绊住你的脚，庸俗地说，向更大的智慧、更大的世界，迈出你坚定的脚步吧。

你，小昀，我，我们仨，互勉向上！

2002-02-18天时/读爱玲有感 

今天着了魔。一天，加上昨天，都在看张爱玲。看了胡兰成写的《今生今世》，两遍；仍不甘心，又把Google上的几百条浏览一遍，也没找着啥新内容，都是那点资料。有几个传记，没什么证据，瞎乱感慨，不忍卒睹。

倒是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想知道胡兰成到底爱不爱张爱玲，有多爱，是不是后来不爱了，为什么不爱了；张到底受了胡多少伤，到底他们在一起有没有过好日子，有多好，离最好有多远……以致胡兰成到底怎么样……全无结果，不过凭空愿意相信，胡是张的惟一真爱，后来嫁给的那外国人，完全是凑合。……这样总好些；起码从一方面讲是完美的。

刚才躺在床上，又觉得到底不喜欢张爱玲，还是抑郁。还是王小波明朗大方，不像张爱玲老是揪揪着。人生那样过，又那样写，读那样的东西，真是拘束，没劲！王小波就好。比如现在随便翻开一页。讲到波波的爸爸因为老师家访，打波波，“……我爸爸拎着耳朵把我一顿狠抽，打断了鸡毛掸，正要拿另一根，我妈正好回来。她看见我爸把我的耳朵拎离了地，立刻惨呼一声，扑过来把我抢下来……”（《三十而立》）你看“狠抽”、“惨呼”和“鸡毛掸”！多会写。多乐。你看张爱玲小时侯受的那点委屈，这家什被她写的！

所以张爱玲使人消沉，我不能再上这个当了。

2002-03-03天时/我的诗歌观 

谢谢你发来的诗。每一首都很好；都非常地让人同情。我们的特点就是太喜欢好东西了；太愿意为好东西动情了。以致我也有点自大，想把这个受苦的作者引为朋友，请他喝杯水，让他别那么紧张。哎，这些有才华的痛苦的人啊！我想发明种药水，给他们这类人喝。一喝，就变得去"追童年的那只鸡"，也别写后面那些。再搞些过来，如果方便。

喜欢他这个类型的诗；总之我喜欢写事的，不喜欢景物描写的。也吃不大准,比如里尔克那型的，写什么春天的幸福少女戴着面纱“把眠床安在我的耳边”，也实在让人受不了——对，我最受不了写少女的诗。某某某呢，也是太从上而下了；还太不人情味了——也是太绚丽了。此外不能光苦恼，也要有点幽默。只写苦恼的，不知道为此不好意思的，不是好诗。还有啊，要写自己，写小小的人的，不能净写些女神啊、太阳啊之类——也包括“群星的教父”。总之，不能太高调调，不能从大到大，要从小到大。

2002-03-15天时/回张平——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和妹妹们住在一起，有个院子，院子里有棵大树，大树下，我们仨，人到中年，风度翩翩，在秋天的傍晚谈笑风声。

还有一个——我可不是见谁好就给谁塞进心目中永远不会拍的电影，我是想着，要请他们到我的院子里来，来喝茶，来吃饭。我不是喜欢请客吗？写请柬的时候，我就随便地填上他的名字。我要请一大堆人，在个微风习习的院子里——还是要个院子，都是有点老了的，有点感伤了的，美好的，原来骄傲的，现在要爱、要热闹的人。比如50岁的罗大佑啊；比如郑钧啊——不再那么漂亮的郑钧，再唱起当年的什么“我总有一种想为你而死的冲动，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把你打动”，又怀念又嘲讽，又认真又消极的调调；等等。我呢，我就又爱怜又冷漠地坐在其中。——哎呀，没那么肉麻的，其实。这些客人里当然更主要、更亲密的是我身边的，你们啊，你啊，刘芳、赵红、石婷、法满，等等，还有里尔克、周润发、周华健、吴倩莲、海伦·费尔丁！啊，差点忘了姜文！

不能叫理想；就是想想，而且想想就好像足够了。

2002-04-08天时/不了解自己 

这几天的发现是自己不想要名也不想要利。懒肯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今天在咖啡馆的时候想，想到今生今世，不免感慨万千。问，我此生的任务是什么。回首过去，我是怎么消耗时间的呢，一是追忆似水流年；二是，也是为了爱的种种胡思乱想和小动作。外面的绿，过街的人流，中午时分的光线，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去过的很多地方，当时完全的无意识，现在居然很细微的东西都记起来。是啊，春天们何其相似，黄昏们何其相似！时光啊，让我都不知如何感叹！

2002-05-31天时/青年才俊 

亲爱的小昀和小昭，昨天见了个叫张守礼的人，感触很多。这个长相一般的家伙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青年才俊——可惜已经结婚！在非常踏实地做事，渊博而谦和——谦和这点尤甚！

他做了好多重要的事情，自己有个调查公司，做过很多有益的项目，比如给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办培训班，还做过一个关于来北京上访的人的调查，带人在民政部和中央台门口等，给上访的人发一份地图、一份盒饭，然后复印他们的上访信——总共积累了6000多个案……反正做过很多类似的项目。他还给圆圆他们杂志提了建议，还正在改造一批个人网站，准备建立一个青年学者网络，还组织国外媒体和国内媒体间的聚会，等等，倡导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更可贵的是，这人一点也不愤世妒俗，非常谦卑，非常厚道。我和圆圆去找他，他请我们吃的晚饭——主要是我和圆圆在吃，他也没怎么吃。说话间，都是鼓励，都是自省。

2002-06-02天时/ 不能原谅 

家里全是老样子。早上爸到火车站接我，最右边的出站口。爸晒得像个非洲人。也不怎么说话。然后早饭是豆包和小米稀饭，然后大舅来，大姨来——大姨穿了条牛仔裤！20元。大舅还是戴个凉帽。然后去参加二黑的婚礼。也就吃个饭，我几乎没吃，太不好吃了。亲戚们全都是老头、老太太了，揪住我问些老话。只有傻大哥说了句奇怪的话。他说，天时啊，掌握一门外语也是一项精神财富啊。并且问我看过哪些外文名著。剩下的都是二黑的小同事，老大声地唱歌；老人们全给吵得闹心，吃不下饭，连老叔都嫌吵了。新娘子画了很厚的妆，也看不出长啥样，穿个红旗袍，挨桌点烟。并不热闹也并不好玩，相反，很凄凉。让人想起贾章柯的电影，像他一样，要说：不能原谅生活。

2002-06-10天时/在家的生活 

家里完全是老样子，爸爸、妈妈、姥姥以及所有的亲戚都一点儿也没变，恐怕永远也不会变。真是太好了。我在家里的状态也一样。请看下面我和妈妈的对话：

（前一天，我和妈妈在去桂林路买馒头的出租车上，姥坐前座，我和妈妈坐后座，途经桂林路，妈妈注意到马路右侧有个小铺，叫某某美甲工作室，表示疑惑。）

我说：妈妈，那是专门修指甲的，用各种小锉，然后还涂指甲油！

妈妈：啧啧！

（后一天，中午，午饭是酱茄子，大豆腐，葱蘸酱。妈妈削了个大香瓜，给姥●一小口，和我争了一番瓜底巴，然后，我俩上楼，妈妈准备午睡，我假装看书，妈妈坐到了小梳妆台前。）

我问：妈妈，你在干啥？

妈妈：剪指甲——修指甲！

（然后妈妈和我靠在床上，还是有三个小人的床单，妈妈讲了一番上午她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回来和她做买卖的笑话。）

妈妈：你看我们也桃李满天下！

还有爸爸，每天早上，都听见他哐当涮牙缸子，然后，●地推开妈妈屋的门，“大孩子，爸走了！”妈妈一边扬手一边白眼睛：“让不让大孩子睡点觉？”

晚上，爸爸照样会和妈妈讨论一番工地和要买的新东西，爸爸还是经常说，我天哪，你知道啥啊，曲宝琴，那可贼拉拉地贵啊！

姥姥也是原样，动作更慢了，有一天上午，在小院子忙了两个多小时，我出来一看劳动成果，就是给个小黄瓜秧叉了个小扫帚棍！

去年夏天，我去了一次上海。我的工作不导致任何出差，我也不喜欢旅行。我去上海，只是为了见朋友。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从美国来上海开会。临时起兴，机票几乎没打折，这让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个浪漫的人。 

泡了一天，从午饭吃到晚饭。大厦里的空调太冷，我说要买条裤子，她说，我给你买吧，我现在傻有钱傻有钱的。我说好吧。觉得很幸福。同学见面，最紧张的无非就是这个。但凡有一点不信任，她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人年纪大一点，有许多年轻时想不到的福利。其中一个就是，有了老朋友。跟老朋友见面，他/她有了自己的故事给你讲。两个人对面坐着，讲话，有时急切地解释，有时被猜到了，大笑。累了，不说话，可也不是空白。把对方的人生看在眼里，把自己的人生也看在眼里，心里一刻也不能安静，没有歌词的音乐，如果非要说出来，恐怕只能说，哦，生活！ 

她每年给我打一两次电话，她生日我给她写邮件。 

有一年她被恋爱的事折磨，连着打过两次电话，可能。接着她回国，我送了本小说给她。又过两年她又回国，想起来说，那本小说太好了！跟我当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我借人人就没还我，你不生气吧。 

她说我，你别写了，我不是说你写得不好啊，就是我觉得你太累了。过两年她说买了房子，给我发了一组照片来，她的厨房，窗外的松树与草坡，她男朋友，还有她的狗。有一回我问她要近照，她发给我，和男朋友去滑雪时候照的，戴着巨大的防风眼镜，只看到两排雪白的整齐的牙，好像外国人。 

有一回她问起，我发了自己认真在写的东西给她，觉得很不好意思，跟她说自己写得不是很友好，看不下去没关系的。过了几个月，她打电话来说，太好了！我不懂啊所以不知道你写得好不好，可是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觉得我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么多年了！ 

高中毕业13年了。这13年，我们事实上共处的时间，可能也就一个礼拜。 

6月底，她打电话来，问我7月份有没有可能回长春。我说，你是要结婚了么？她说两边老家吃个饭，秋天回美国再领证。我说我5月份刚回去，打算中秋再回。她说没关系，你要来不了，我们俩来看你。我说你算了，结婚这事忙死人，广州特别热。她说那好吧再说吧。 

两个小时以后我挂了电话，有一种永远也活不够的感觉。

《智族GQ》“生活-LIFE”专栏 

这半年里我喜欢的作家是E.B.怀特，闲来就翻翻他的书信集。他写的多半是在缅因州的农场里与15头羊、112只红母鸡、36只白岩母鸡、3只鹅、一条狗、一只雄猫、一头猪和一只笼鼠共度的日常生活。各种寻常小事他讲得温文尔雅，我读了之后，明白人家是真的超脱。我由此发觉，文雅和风度这类东西比过去更吸引我了。以往我更敬仰毕加索和罗兰.巴特一类的人物，他们的才华更耀眼，像不可直视的强光。与之相比，怀特只不过是下午的荫凉。可是这荫凉确实是了不起的。怀特之风在我这儿是渐渐显露的魅力，在更大的范围里则是典范。怀特死后，《纽约时报》的讣闻说，“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大概我正在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才会欣赏怀特。古人喜欢讲“圆融”，倘若不是庸俗地理解为圆滑，而解释为圆通博览，颖悟无碍，谦逊和不疾不徐地接近真知，我想倒也值得领略。 

人常说，人生是一段长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多年前，我可想不到自己会对怀特感兴趣，更想不到有一天会过现在的生活。那时我完全是另一个人，如今的我则更像一个不可逆料的他者。我们时刻觉察到自我的存在，这个自我似有思想，似有主张，计划生活并试图掌控生活，可是最终你会发现自我甚为渺小。总是令人不胜惊奇，你已经走到本以为永远不会去到的地方。 

生命是什么呢？儒家讲，“敬始，慎终，追远。”庄子说，“死生亦大矣。”我们有敬畏，有探求，有观照，可还是无从理解生命为何物。无论是深不可测的造物，或名之以上帝，还是真理，弥漫在青草翠竹间的“道”，其实我们都一无所知。我们只是像夜航一般顺流而下罢了。小时候，我可未曾想到此生有好文章可读，有人与事可经历，其时天真淳朴，全然不知文明已被经营了千万年，忽然迎迓我之来到，这是意外之喜。相较生活的诸般细节，这才是大的命数。周围的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奇迹。我并不知晓生命是什么与为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居住在一个罕有的星球上，微生物在这里改变了空气的结构，而昆虫们忙忙碌碌地把生命连缀在一起，这里有季候、洋流，有一个精妙绝伦、生机勃勃的系统，这运气很是不错。按概率来说，我算中了头奖了。我相信无是常态，有是奇迹，冷寂是常态，生命是奇迹。 

更年轻时我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我觉得外国书好看，中国书在认识上幼稚，在气息上又老迈。可是如今，我的头脑像只水瓮，装满了或可称为“中国意识”的东西。这种意识就是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偏好，不仅欣逢其美，还相信它蕴涵真理，从中觅得安身立命的准则。典型的中国精神便是圆融于自然万物。我想这种类型的中国人已经少见，我却未可预料地成了这么一个。 

我会想，现在的三里屯，这个灯光晶莹、衣香鬓影的地方，总有一天会有牛羊吃草。这里将不再有酒、舞蹈和摇滚乐，也不再有豪华轿车和灯火，蟋蟀、树木和池塘又成了这里的主人。早霜送走了蜂雀，西风吹寒，秋雨潇潇，一片沉寂。这不是诗，也不是超现实主义的狂想或者庄周文章，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只要放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里，事实便必然如此。繁华不是常态，也不常驻一地。人和事物总是相互吞纳、交流，没道理人类予取予夺永不失手。 

到那时，我可能已经死了千年，这篇小文章当然早就湮没无闻。可是我思及此事，也无忧惧。 

年轻时我想活得灿烂，墓志铭上最好写着“他的光辉照亮了一个黑暗的角落”之类。到了30岁，我想身后评价可以雅静一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便好。如今我再不想这些了。这并非志向消沉之故，而是领悟了人生至为紧要之事以及志向实现的前提。人生苦短，欢愉有时，我想真正重要的是活得令自己尊重。我把“香草美人”当作精神尺度，慢慢学做谦谦君子。这是道德律令，可是说到本质又不尽然，其实嘉德懿行来自内心，更多地是一种审美体验。 

好的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吧，这一边，荷尔蒙、虚荣和欲望，宛如烈火，至死燃烧；那一边，悲悯、善与爱，人格修行，也可以永无止境。当然对坏的人生来说，卑鄙和强横也可以永无止境。后一种人和他们的组织机构可能有钱有势，可是不屌也罢。我们还有另一个世界可以依凭。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他去俄国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墓地，穿过羊肠小道，在林间，看到墓地上既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只有一块方形土丘，上面覆盖着青草。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的灵魂的归宿。很久以前我不觉得托尔斯泰怎么样，写得那么闷，后来看了他的《忏悔录》，突然受了震动。怎么说呢？长了见识了。一个人，肉体凡胎，凡夫俗子，真的可以活得近乎神圣。好多事，高尚，干净，我们常不信，不屑一顾，“嗨，那是扯淡呢！”其实是没见过。茨威格见过，他说，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中，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我觉得，一个人，倘若俯仰天地，取诸怀抱，就一定会觉得自己与托尔斯泰和茨威格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相似，这就算入了他们的党了吧？那么我亦是那墓前的青草一支。 

《智族GQ》“生活-LIFE”专栏 

海子有一句诗，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浪帅也有一句诗，尿上黄色的尿比黄色更黄。这句诗大致体现了浪帅的风格，以扯淡为乐，又永远像电鳗在苍茫海水中出没一般闪亮。那是17年前的事了。如今，在北京，有时我们可以很荣幸地再次觐见浪帅，与之共进一顿东北式的怀旧晚餐。他获此称呼，是因为一度自以为很帅（你瞧我这酒窝像不像万梓良），有时他又被称为“浪傻”，因为他是在做流浪诗人的同时以风流自诩（你瞧我这双眼皮儿像不像荷尔德林）。那时我们20岁，欣赏彼此的不合常规的举止。可是如今这两个称呼都不合适了。我们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地点是中国，经历了一些好生奇怪的嬗变更迭，前一个时代最受推崇的事在后一个时代一定会备受贬抑。属于浪帅和浪傻的时代俱往矣，现在我们称之为浪总。 

像很多前诗人一样，浪帅如今是个总裁。我觉得这比板凳变门槛还要其妙。有时我感到自己已经活了太久，这30多年间的见闻实在太多而且令人眩晕。我会饶有趣味地回想当年的气氛与形象，比如浪帅在大一时写的诗，自称守园的老人，苍凉地坐在果园里，白色长发披肩。 

这当然无足重轻，只是一个年轻人有一点儿浪漫的想象而已。可是我又觉得其中颇有奥秘。 

你总是可以在一些细节中看到人们的内心如何微妙变化。在北京，每时每刻都上演着类似的戏码。比如说，两个老年人在街角相遇，他们会交谈，吐出一连串的语气词，打着手势，身体摇摆，那么，这一类雅各布所说的“街道芭蕾”和芒福德所言之“城市戏剧”的民间仪式，已经与往日迥然不同，对吧？我也觉得知识精英们的行为方式颇有意味，关乎他们如何塑造国家的心灵。比如说，在潭柘寺的佛堂里，冯小刚做了些什么，是何表情呢？那个北京的大院群体，昔日的特权阶层子弟，早在70年代就可以看到内部电影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按王朔的话说，本是“兵卵”一类，却成了第一批反抗者，可是在时代的变化来临之后，他们又颇多失落，于是你就看到那种耽美和诗意的潮水退去，露出的还是左派基因的顽石。那么，在一个自由经济的堡垒，比如朝阳区的一家夜店里，他们如何喝一杯酒？再比如，陈丹青，总是一副迸射精光的眼神。张艺谋，总是以一种不屑攻击的姿态攻击“知识分子”。那都是人人可见的时代肖像，可是其中自有细微之处。在这个国家，无论人们的灵魂如何跳荡颤抖、浮晃不安，有一点始终不曾变化——人们迟早会受制于往日，显露他们从何而来。 

粗看上去，没有什么比这个年代的变化更为剧烈。这是化学反应，是爆炸，是一只小小炉膛里的火苗噼啪，最终却将蔓延开来烧掉世界。这当然会让人激动，可是在另一面，也让人疲乏。 

有时我感到自己对这激荡时代并无真正的兴趣，就像坐在过山车上睡着了。偶尔我会向后看，想起浪帅的“果园”，它是一种浪漫的初心。我也会想起另一处可以标记自己从何而来的果园。 

那是高中时的某个秋天我去过的一片葡萄园。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徒步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一处低平的山冈。天涯微微闪亮，让我们深感自己何其渺小，而坡地上葡萄园的水泥柱桩白得耀眼，葡萄在那里衰老了，仍留有细碎的翠绿光点。我们看到灰色的溪水像一条明亮的泥汤，滑过石块，趟过田野，水流在桥下的涵管边激起了皱纹，而桥又粗糙又小。我们听到山冈上万籁无声，微风吹过皆是虚空，却洋溢着真切的安宁。后来我们就走下山坡，路过了望不到尽头的葡萄园，这个同学忽然指着其中一处的水缸说，就是在那水缸里，葡萄园的女主人一家三口，全被男主人投进去溺毙。你知道，我可没料到有这么一出。那水缸就像故宫里的那么大。 

大致而言，类似的残酷，混合着美景，正可以象征我的往日记忆，那是70年代。我也来自90年代，当时浪帅是个诗人，周遭的一切还蛮天真。这年复一年，正是我辈的历程。 

我只是非常、非常好奇，往日岁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真的是诗，是美好的辰光，或者一点儿伤害，无限宽宥？偶尔我看到一些人写到当年事，大抵说，他们下笔万言，却无非重复了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这固然是美好时光的范本，可是我想，他可解释不了人们心中的诸多奇谭。最终，在与浪帅吃罢了晚饭的夜里，往日时光的分量压住了我的眼皮，使我在浅睡间感到自己像一艘灰色的老潜水艇般迟缓，搜寻着消逝不见的时光的真理。

《智族GQ》“生活-LIFE”专栏 

以前我会每天睡到下午，可是最近，才不过十点钟，我就已经在楼下的石凳上享受秋凉了，甚至于饭都吃过了两顿。在《永别了，武器》中，女友凯瑟琳生命垂危之际，亨利就不断的去餐馆进食--食欲过度是茫然无措的征兆之一，大约我也是如此。这些早上我总是在室外，浮想联翩。偶尔，我呼吸着新割过的草坪的味道，感到振奋，更多的时候则纯然的像个无所事事的人一样，不做什么也不想什么。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太太，穿着灰扑扑的男式衬衫，佝偻着坐在垃圾桶旁，突然心生忧惧，假如有一天我妈妈也像她那样孤独、无助，怎么办？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坐着，坐着。秋天的光线真是清亮，我记起了小时候总是会在无聊时看到飞机，于是有一次，我真的又看到了。一架亮澄澄的小飞机在银杏树仍还翠绿的枝桠间掠过，带来一阵蜂鸣，好像把这岁月都拉长了。我竭力的在这片生命的虚空中无声地呼喊起来。 

不久前，我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这还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我开始把自己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看作悲剧。我也反问自己，这是不是矫情，或者中产阶级空虚症呢？可是答案是，不是。 

显然某人正处于一个情绪抑制周期之中--我尽量把这看作某个他人的不可避免的麻烦，而不是自己的。事情发生得非常自然，夏天的时候，没什么契机，突然“叮”的一声，我就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生活是不对的。这就像一条鱼跳出鱼缸看到了自己。我发现我的生命已经闷住了。我不很开心，也没有不开心，我既不快乐，也不痛苦。很多年里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游动并且感到自如，只是因为我很知道玻璃墙壁在哪里罢了。我想这就是被体制化的烦闷，就是“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家庭，如是而已”那种体制化，组织了你去想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我渴望的是什么呢？正式那些会被嘲弄为文绉绉的、却仅仅是因为人们感到遥不可及才加以嘲弄的东西：激情、生命的激荡感，或者任何令人超脱于闷住的生活的事物。或者说，某种类似柠檬的东西。 

楼下遛弯归来，一般我会庸俗地喝上一杯可乐。我会切一片柠檬，放四块冰用一个瓷杯子喝。其实我真正想尝的是柠檬的味道，它真的香气怡人。最棒的瞬间在于，被子里泡沫哒哒地炸裂，使得柠檬的气味率性坦然地冲进你的鼻孔。可是视此为赏心乐事，终究有些悲哀吧。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一直处在这样的生活中，那么我在死后最怀念的可能竟只是柠檬的香气。 

柠檬也在我认识我妻子那天晚上她唱的歌中，我记得她唱到，我抬头向上看，又低头向下看，我一再地四处张望，但是只看到一棵黄色柠檬树。节奏很简单，即便是我去街机房的DJMAX上玩这曲子的话大概也不会错太多。这与我喜欢柠檬倒没有关系。那是好久以前的一个晚上了。 

这些上午，我记起了过去的很多事。我记起了小时候我曾自己做过桃子汽水。我买了一袋汽水粉，用凉水稀释，惊人的是，味道跟商店里卖的一模一样！那是一个晴朗柔和的五月天，我跟妹妹还有我们的狗喝了个痛快，那感觉就像一个节日，真正美妙的则是这个节日只有我们三个独享。在相当程度上，我抵触成人世界，甚至怀着隐约的憎恨。妹妹和狗则是我强迫的同盟。以后我每当在什么地方读到沙司汽水，就会想起当年的自制汽水，那桃子的味道又冲又假，甜丝丝的，又被自来水的漂白粉气味给激的格外强劲。两年后，那只狗死了。生前它总跟自行车搏斗，每当我故意骑得飞快，它都会怀着某种深沉的愤怒咆哮着冲撞过来。生活在当时就是无穷无尽的委屈，无穷无尽的节日。有一年冬天，沈阳的雪下的特别大，早上我沿着街上齐腰深的雪道去上学，激动得微微发抖，那感觉就像走向一个刚刚草创的纯白世界。 

如今，我已经37岁了。写下这个数字真是艰难。我简直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以便回到26岁。你不明白你的生活为何就像一棵被方便面工厂捉住了的蔬菜，被滑稽的脱去了水，装进了小袋子。 

我渴求着什么不同寻常之物却一度一无所获。在这些迷惘的上午，我寻找着某种能给生命本体带来抚慰的事物。后来，不再有“叮”的一声，我非常迟缓的想清楚了那是什么。某一天我意识到它是我在9岁那年夏天曾怀着孩童的敬畏之心观看过的一场暴雨。前一天，电台预报说有台风，可是没人在意，东北怎么会有台风呢？可是那天早上，台风来了。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到天色暗如午夜，骤雨痴狂，仿佛天上有一座海洋正在不停的倾泻，而树木被一种狂暴的力量攫住并反复抽打着大地。它让我入迷了。我走出门，就像在第一排观看上帝的演出。如今，我意识到这暴雨格外漫长，而我从没离开过。

《智族GQ》“生活-LIFE”专栏 

卡蒂埃-布列松有个“决定性瞬间”的说法，指的是最佳照片可以敏捷地抓住恰好出现的瞬息光影，无论是轮胎还是水洼，或者一个跳跃的人，在此时都各得其所，显露出非比寻常的意义和美。我想这验证了万事皆有灵光，或者说可以显露出本来面目。我见过的最美瞬间是在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一个小男孩久久地凝视着一棵李子树，发现它的繁花中有着这世界的全部真理。村上春树则说，年轻时有一天他坐在棒球场的看台上，一只球正在飞过来，突然间一个念头从天而降，他决心当一个小说家。这是他人生的决定性瞬间。我不是很相信这个细节，因为村上不是个始终诚恳的作家。不过就个人体会而言，我相信决定性瞬间确有其事，的确存在着某些格外玄妙而与众不同的时刻，使我感到自己是在真正的活着。 

概无例外的是，那些瞬间总是关于自由的。倘若说自由是男性最深的春梦，那么我想这梦常常难得真切，关于它的种种幻想往往只能在钢一般灰色的天空下慢慢消弭罢了。只是在一些罕有之时，你才能感到那种苏醒的力量，好像有一头熊钻进了你的身体而春天正在匆忙赶来。 

有一次，它发生在了足球场上。我中了好运道，带球晃过了一个人，发现前面有大片的空间而我的步伐恰好毋需调整即可加速，于是我跑起来，撞向自由。一阵阵微风吹拂着蒙了汗水的皮肤，而我跑得如此迅疾，以致于身后对手的那一声声沮丧的咒骂都被耳边的风声吹淡了。你知道那感觉异样得让人不安，又令人愉快，你突然间信心满满，再无羁绊，好似将永远地跑下去，不能想象有什么停下的理由。对手正在迫近，你却感觉他们非常遥远，你只是在一个不受任何威胁的空间里孤独地跑着，跑着，带着那只球，如带着狗，迈过寂静的山岭。另外一次相似的情形，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早上，其时街上罕有人迹，枝头的残叶上覆盖着糖粉一般的冷霜，我要走几步路去找出租车，听见鞋子踩在冰碴上，发出轻轻的咔哒声，就在这时，在心中，我突然又听到了维氏《四季》中冬天的那一段清澈明亮的小号声。 

这些奇怪的瞬间，有时是辉煌的，有时是清凉的，惟一的共同点则是某种与众不同的安宁。你突然远离了繁华人间，进入了某种彻底的孤绝之中，恰似飘然抵达了世界的尽头又回望着此地。 

除此之外，我再没体会过别种的自由。它发生在此时、彼时，倏忽来去，了无痕迹。于是我会渴望重新体会。偶尔我会回想那种生命显露意义的感触。我回想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夏末，还在读书的时候，在学校露天泳池的最后一个开放日，我拎着一只装着杂物的塑料袋去游泳。我滑进水池，发现水已经很凉了。你知道，难免的，两股之间尤其感到冰冷，而那正是E.B.怀特的玩笑式地说过的“死亡的凉意”，但是你感到振奋，于是猛然扑入冷水。你完全在冷水之下。你感到你生来就在这池碧水之中，从来都在这凛冽之中。你闭上眼睛，向下潜游，从来不曾感到这么自在，这么安全，于是你不断沉溺，渐渐变得透明，与秋水融为一体。 

我可曾把这些感受告诉任何人？从没有。我并不担心谈及某些略带诗意的感慨而被人嘲弄——既然对这些细小的感触念兹在兹，你就一定有着不屑于讨好外在世界的秉性，是不是？只是它们太无足挂齿了，甚至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也不占什么位置，于是你不会跟任何人说起。 

可是，它们与其他快乐完全不同，迥然不同于欲望的满足。当你做了任何事情并感到自己干得不赖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主宰，自我肯定是个好玩家。你想的是“自我”。但在那些偶然闪现的自由感中，“我”并不存在。它是王国维所言之“无我之境”。两者之间的差别，恰如你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走出机场深吸第一口烟的时候也会向前飞那么一下之于鸟掠长空。 

有时，我也感慨于人类追寻另一种自由的漫漫长路。那些朝鲜人，绕过大半个亚洲，只有微小的机会抵达韩国。那些逃亡的阿富汗人，途经迪拜、斯里兰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抵达印尼的龙目岛，又在那里登上木船去澳洲。这是史诗般的历程，可是以历史的眼光看过去，又只是最小的故事而已。但是在我们的心中，还有更微不足道的关于自由的史诗。这种自由不像那些流亡者的追寻之路那么有着血与死亡的味道，或许显得轻飘、无行。它只是凡夫俗子的脆弱美梦，又常常有着淡然的尾声。这就像你总是想去开一开小孩子所说的那种古老的“敞篷飞机”，哪怕是最小的也好，可是你甚至从未真正尝试过。你深知，生命的真正悲哀在于从没能在草木幽深的长夏，俯瞰着细小的河流和威严的群山，在碎云累积的空茫里飞行。

《樱桃园》与契诃夫、林兆华、蒋雯丽 
　　■刘天时
　　
　　9月9日下午。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后院一楼排练厅。灰色地毯隔离出的舞台上，中央有一位穿蓝色连衣裙的女演员，一位米色短袖衫的男演员，以及一位粉色T恤的女演员，四周有若干定格于各种姿态的群众演员。
　　此刻，蓝连衣裙女双手搔弄头发，高跟鞋一前一后，身体微微后仰，目光悠远，正在抒情——“啊，我的童年，我纯洁的童年！小时候我就睡在这间少儿室，一早醒来，透过窗户……噢，我的花园！经过阴雨的秋天、寒冷的冬天，你又感到青春焕发，充满幸福，天使没有离开你……啊，如果我们从我的胸中，从我的肩头卸下一块重重的石头，如果我能把我的过去忘掉！”
　　米色短袖男接的话茬令人沮丧——“这个花园却要被抵债卖掉……”
　　蓝连衣裙仿佛没听见，继续美妙的胡思乱想，“你们看，死去的妈妈在花园里走……穿着白裙，啊，是她……”
　　粉色T恤现实主义一些，“妈妈，别这样！”
　　……
　　虚拟舞台的对面，正中一位是穿灰色上衣戴眼镜的老头，皱着眉头聚精会神，偶尔站起来，走到台前，指指点点，嘟囔两句。他的旁边，有一二十个学生样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在看表演，但也有的在吃饼干，在对着小镜子涂睫毛膏，在进进出出传递各种冷饮。
　　 秋天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越来越柔和越来越淡薄，树影从北墙转到东墙。有人把日光灯打开了，舞台上有了青瓦瓦的光。排练厅楼上的小学生艺术小组放学了，接孩子的妈妈爷爷们，推着自行车说说笑笑地从院子里走过。有一会儿，窗玻璃上贴着不少挤挤插插好奇的脑袋，但又一会儿，就散了。
　　
　　契诃夫：
　　100年的缅怀和借题发挥
　　
　　这是正在排练中的话剧《樱桃园》。灰色上衣的眼镜老头是导演林兆华。蓝色连衣裙是主演柳苞芙的蒋雯丽。
　　《樱桃园》的故事背景是上个世纪初的俄罗斯，樱桃园的主人女地主柳苞芙·安德列耶芙娜和她的家人、朋友正面临一系列辞旧迎新。樱桃园就要被拍卖抵债；柳苞芙被情人抛弃从巴黎归来；哥哥加耶夫无所事事沉湎于旧时美好；女儿安尼雅与一直不能毕业的大学生彼嘉正在发展“高于爱情”的感情；养女瓦尼亚与商人罗伯兴彼此又爱又隔膜；罗伯兴劝柳苞芙出租土地开发别墅以保住樱桃园，不被理睬；樱桃园被本是农奴儿子如今发达的罗伯兴买下；柳苞芙因旧情人的召唤，决定再去巴黎；加耶夫已经应聘银行职员；安尼雅和彼嘉兴高采烈地空洞地向往莫斯科呼唤“新生活”；安尼亚和罗伯兴的隐约情愫无疾而终；……
　　这故事的作者，俄罗斯作家契诃夫，100年前，1904年，身为一个严重的肺结核病人，呕心沥血写就的这最后一部剧作，1月17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舞台上饰演柳苞夫的就是他新婚的妻子克尼碧尔，7月15日，他离世。
　　在这位“爱大自然、关注人类精神生活、认为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的平凡医生兼伟大作家“像婴儿一样睡着了”之后的100年里，这“忧郁而诗意的喜剧”、“大师的经典”，在世界各地络绎不绝地登台露脸；契诃夫，这个一方面对生活有着“自由而深入的思索”，另一方面对“人间无谓的纷扰”温情脉脉地蔑视的，真诚地自嘲的知识分子，仿佛真的，超越了时空，断断续续地复活在文艺爱好者当中：人们似乎间歇性地需要这样一个纪念逝者的名义，借题发挥，清理愁肠，打点愤懑，以便让 “正常的现实主义的”生活继续。
　　我们的国家话剧院，今年的首届的戏剧季，就打出了“永远的契诃夫”的主题。
　　
　　林兆华：1年来的重读与感悟
　　
　　退休的人艺话剧导演林兆华，作为戏剧季的首倡者之一，接排了《樱桃园》，他的“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和他在北大戏剧培训班的学生，将第一次，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演绎这段异国往事。关于这一出“秋光般宽广、惆怅”的剧目的主题，据说被林导演“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定位为：变化与失去。
　　这样一个“清醒而无情”的主题，得到林兆华的体认是去年以来的事情。少时念戏剧学院，契诃夫、《樱桃园》，当然是必读，但“完全没上心没读懂”——野心勃勃的青春哪有工夫这般跳脱和沉静呢？而今68岁了——在“对戏剧痴心不改”，对人生开始有了淡远的安详的当口，重读经典，是何等默契何等安慰啊。
　　“契诃夫是站在一个高处，俯视人间种种沧桑变化的。《樱桃园》的着眼点，不在于宣扬社会进步理想，也不在于批判没落阶级；而是，没有永恒，永恒的只有变化，以及人在面临变化时束手无策、自欺欺人的可怜可笑。”
　　“笑与泪之间的刀子”，林兆华版《樱桃园》的基本立意来自一个100年前外国作家的剧本，更来自“此时此地”“他自己的生活”。
　　 “我本人的、我周围人的……，每天都在面临的，旧的东西的消失，新的东西在发芽……，无所不在啊。就拿北京来说，老房子、城门楼子，一天天地，就要被扒干净了，轻轨啊、地铁啊、摩天楼啊，建了又建，你走了几十年的路，一朝就面目全非了……。何止啊？人的职业、身份、贫富，都在前所未有的变动不居中……”对“转折时代”的感性的惊觉，让林兆华不安，这不安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载体，然后，就有了“对每个人物都又爱又戏谑”的林兆华版的《樱桃园》。
　　“我甚至不愿意说，为了填补祖国戏剧舞台的空白，或者是为了纪念契诃夫——我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那点不吐不快的感悟。”林兆华坦白私心。
　　
　　蒋雯丽：
　　柳苞芙，1个月的多情与茫然
　　
　　从8月下旬开始，每天下午3点左右，蒋雯丽都会昂首阔步地走进朝阳区文化馆后院一楼的排练厅，通常地，右手拿着一个泡有润喉草药的玻璃水瓶，左手缠弄着正在接听的手机耳机线。然后，6点左右，排练结束，在一连串的电话接听和拨打之后，蒋雯丽还是昂首阔步地走出排练厅。外面等着她的，有孩子，有丈夫，有见不过来的朋友，安排不开的聚会。
　　在这3点到6点之间的3个小时里，蒋小姐，时而双手抱肩，时而搔弄头发，时而茫然疾走，时而垂首兀立，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抢天呼地……——原来她在试图扮演一个100多年前叫柳苞芙的没落贵妇。
　　不能说是不投入，不能说是不专注。虽然这位向来以低调自居的电视剧明星，在没有经纪公司撺掇的场合下，表现出骄傲的无所谓态度，“没那么严重，我基本是抱着好玩的心情来的——正好这段时间没有合适的电视本子。”
　　“契诃夫？他的东西很高级。《樱桃园》主题？我没想那么多。这些都是导演的事。自我教育？没有。作为演员，不能想那么多，想那么多怎么演戏？”一个月前开始接触契诃夫、《樱桃园》，回家之后“从不与家人讨论排戏的事”，似乎并不防碍蒋雯丽自信自己对“柳苞芙”的个人化的理解和演绎。
　　“这是个很女人的女人。感性、多情、善良、不面对现实、非常矛盾、花钱如流水、……对爱情？抱有幻想、容易上当、痴迷不悟，……我本人的看法？没什么啊，有可爱的一面吧。”
　　如此淡漠地廓清自己和剧中人，那个多情又茫然的柳苞芙夫人，确切地来说，就是每天3个小时，持续1个月的工作，——而蒋雯丽本人，“真的是事情很多”哩，除了一部接一部的电视剧，“还有生活啊”，譬如说，陪父母去新疆，和朋友们去欧洲。
　　差不多，就是如此了。一天天的生活足够多彩足够乏味足够软弱也足够有力——100年前的异国他乡，100年前的几个梦中人，100年前的悲喜惘然，100年前的爱的固执与离弃，100年前的变化和流连，已经是非常幸运地被纪念了——被偶然记起，被不无感伤地揣摩，再被无所谓地忘记。

 

      多年以前，我爸坐在解放汽车的驾驶室里(旁边是我，后面车厢是两口红箱子两袋高粱，我妈，我妈怀里的小妹妹，我大妹妹坐在另一辆车里)，挥手向窗外的碱土地、树以及送行者告别，他脑袋里肯定想的不是多年以后今天的聚会。

　　我爸会想，回到城里我们住在哪儿？我们一家和我奶奶住在一间8平方米的北屋里。我，大女儿，6岁了，去哪儿上学？还会想把两口箱子拼起来给我妹妹当小床，把两袋高粱换成我们家最早的沙发皮革。

　　我爸爸是北大荒大遐农场中学的数学、物理、化学老师(我妈妈当时也是该校老师，语文、政治、外语老师)，在当中学老师之前，我爸给农场放马，一个人，孤独地，在草原上。在当马夫之前，我爸是大学生，那时候大学和全社会都在搞运动，我爸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他当时年轻啊。

　　二十几年前，我爸在农场中学当老师，就我爸的性格和能力而言，肯定是件愉快的事情。我爸不但被指派教除政治外的所有课程，而且善于和学生打成一片，他会下各种各样的棋，会玩各种各样的扑克，还会写诗，我爸在腰扭伤之前，还可以玩各种各样的球。

　　我爸爸身材高大，适时地深沉，适时地傻笑。我爸爸三十来岁，穿卡其布灰上衣，袖口磨破了，衣襟上有许多烟火星烧的小洞(在和我妈结婚后，我爸仍在服装上保持了此个性)。我爸爸很受学生欢迎。

　　我爸爸受欢迎不仅表现在我们家至今用的镜子、暖瓶、脸盆中还偶有写着“师恩难忘”、“桃李满天下”字样者，它们只是在数次的般家、清理、修、淘汰后的少数幸存者，而且，我爸下班经常不回家，他被家长请去吃猪血肠和大白菜，被学生围着吹牛，讲一些叫外国名字的诗人。我妈妈提起这些又气愤又伤心，她和爸爸的家是一间到了晚上各种虫子出没的土坯房，他们用年皮纸做的窗帘被月光和风打得很响，她还年轻，抱着我，很害怕。

　　今天以前那时以后，我爸回到城里，在大学当老师，有了各种忧虑，爸爸的学生呢，他们只在考试前后来，他们有时候带水果罐头。我爸爸抽越来越多烟，越来越不爱说话。我爸爸对生活有些倦意，我看出来了。

　　我也看出来了，规矩的负有责任的生活没什么意思。但我爸爸不一样，我爸爸五十多了。他不能要求未来。农场教师生活对爸爸来说不仅仅是记忆。

　　不过最近，生活事业都很不如意的最近，我爸爸接到电话，20年前他当班主任的那个班聚会，当年的班长——如今的农场书记——将开车400里来接老师。

　　我爸很兴奋。此前，我爸已很少兴奋了，他甚至几乎很少说话，他开始练毛笔字，把字练得越来越难看，他还打算开始写自传，“留着自己看”。我注意到爸爸的衰老，他和我散步，一边走一边念所经小铺的店名和路牌，他还经常在看电视的时候睡着。

　　我爸今天不一样，今天有人来接他，到爸爸放马、教书、结婚的地方，他有些兴奋。他把很多双袜子和一本《老人与海》放在密码箱里，密码箱放在门厅的鞋架上。我爸爸坐在门厅抽烟。听着楼梯上的脚步，站起来。

“酒井”网络，“酒井”青春

 

　　“酒井”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男生宿舍自己联的一个局域网。恰好是“9＃”楼，恰好大家都不反对让酒井法子（日本青春玉女）沾光。两年了，“酒井”这两个字是9＃楼的昵称，是一个有68个版“对内不对外”的BBS，更是“一种语言习惯的统一，氛围上的和同，以及精神上的凝聚力”（酒井大虾Xxp语）。 

　　作为记者，我在“酒井”泡了一个星期。腆着脸在各个男生宿舍逛荡；上“酒井”；在“大之”（大学生之家）吃沙锅饭；到“东操（场）”看“跑票”（学校为督促大家体育锻炼，每学期每人发票数十张，期末结帐）；在三教旁边的茶馆和“大虾”（大侠）们套瓷……。幸亏我还算个女生，在“酒井’也属稀缺资源，不致引起太大的反感——其实他们是多么害羞，多么友善，多么容易／／faint啊。 

　　虽然我一直试图与他们、与“酒井”的兄弟们打成一片——我甚至特特地买了正版的《大话西游》（周星驰的片子，据说是“酒井教育”的必修课）晕头晕脑看了两遍，但一个星期下来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仍是个“局外人”——我不懂离散数学，不会玩Mud（一种电子游戏），不住上下铺，不卧谈，不在熄灯之后各宿舍找热水泡方便面，不上自习，没背过GRE，没有暗恋……我老了，我几乎要到了听着《同桌的你》回忆往事的年纪了。

　　一所理工科大学一幢四层每层26间每间住4—8个人的男生宿舍楼，600多个大学生，一个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网络，一种与网络纠缠不清的生活。“评论”什么“酒井文化”是一件多么没有“专业精神”，多么缺乏幽默感的事儿啊，更何况——谁的生活足够饱满敢来同情这青春的寂寞呢？谁的心灵足够坚强敢来体味这动荡的丰盛呢？ 

　　我力所能及的只能是描述，浮光掠影。 

　　下面是10月14日（星期四）我在有点不卫生的“酒井”——现实“酒井”和网络“酒井”——“环顾四方”的见闻。 

　　另外，文中人名均用英文网上用户名代替，因为在“酒井”，大家认的就是ID——大家用它聊天，灌水（指在网上写无意义的文字），抢整（抢发第整数篇文章，比如2000），写小说，谈恋爱，写信，交朋友，订购文化衫，在走廊里打招呼，报名，投票选举，叫电话，…… 

 

　　　　　　　　　　　10月14日我在“酒井”环顾四方 

 

　　我所在的411宿舍，从布局到陈设到气氛都比较经典。6人间，梳头发的张曼玉（洗发水宣传画），玩打印机的朱茵（Epson的广告贴），打成卷儿吊在床沿上的李宁运动服，大部分门都开着的衣柜，半杯类似芝麻糊的食品斜靠着一本《信号》。球鞋，主要是球鞋，分布于各处的球鞋，配不上对儿的球鞋，终于汇成了不容忽视的嗅觉刺激。电脑，主机后盖微微张着，以便随时接受检阅，每个显示器前平均挤着两个以上脑袋。灯，整流器嗡嗡嗡，开着，能开的全开着。收音机——听不清，音箱——高晓松的《流浪歌手的情人》，电视——球赛…… 

　　我用的是Xo的帐号，他的签名分两行，上面一行是“我要早恋！”下面一行是“可是已经不能了……”。我选择的在网状态是“环顾四方”，也就是东游西逛，在各版溜达，看帖子。我的上站时间是19：05。在线站友：118位。 

　　以下内容是我在酒井BBS上笨头笨脑撞着的，简要摘录。它们仅是当日网上新信息中的一个极小部分。 

　　只是目录，可继续打开。 

 

　　［广而告之］： 

　　Cavalier：8字班（指98级）的文化衫哪儿还能买到？ 

　　Ice：求借电表！ 

　　Ocean：祝小武哥生日快乐。 

　　Novel Re（回信）“谁知道清华招待所的分布和价格？”：静斋10元，人防10元，甲丙所30至300元不等，都需介绍信和身份证。 

　　Josh：谁有VC6的安装盘？ 

　　Chalot：Cost，Snile，fat请到212来，又有活儿了。 

　　Naomi：计81（计算机98级1班）同学看过来。明天下午2：15开会…… 

　　Smallhead：教育网连哪个oicq较快？ 

　　Wary：本周日在三联广场有广州电信招聘会。 

　　…… 

　　[推研（推荐研究生）特快]： 

　　Johnsy：中科院软件所还有名额！ 

　　Tri：外推北大最新信息…… 

　　…… 

　　［新生专版］： 

　　Naomi：有谁弄懂了离散？ 

　　…… 

　　［编程技术］： 

　　James：在标准C中有没有创建一个目录的函数？ 

　　Xxp Re：用PAI。 

　　Baleine：是Dos．fallt。 

　　…… 

　　［酒井体坛］： 

　　[下午系排球赛比分]，[明日排球赛安排]，…… 

　　…… 

　　[二道贩子]： 

　　有富余内存的大哥行行好吧…… 

　　谁卖128M的内存？ 

　　哪儿有东爱（《东京爱情故事》）的VCD卖？ 

　　…… 

　　［搞笑］ 

　　……（不大卫生，略） 

　　［Girls and Boys］ 

　　《花开花落只为君》（小说，略），转自“水木清华”。 

　　［新闻事实／广而告之］： 

　　［酒井群英 6·27狂欢记事］，［微软测试题］，［北京站时刻表］，［常用短波电台频率表］，［庚子赔款与清华历史］，…… 

　　[指点江山]： 

　　[小日本]，[美国]，[东南亚金融危机]…… 

　　[国货精品排名]：…… 

　　[江泽民]：…… 

　　[大嘴吃四方／食堂巡礼]： 

　　[十一食堂的炒辣肉]，[十三的包子]，[八的面条]，[八九十一之比较]，[九的凉皮不正宗]，[一块五毛钱如何吃一顿饱饭]…… 

　　[大嘴吃四方／应该去哪里撮]： 

　　[清华各门附近的饭馆之比较]…… 

　　[大嘴吃四方]： 

　　[风华绝代的家乡狗肉汤]，[九食堂发现巨鼠]，[哪个食堂的mm秀色可餐]，[酸奶+西红柿=出人意料的美味]，…… 

　　[情话（清华）男女比例最权威的数字]： 

　　男：女=11076：2756＝4.0188679245283（一个循环节）：1 

　　［好书大家读］： 

　　[西方哲学史读书笔记]，[性学词典]，[村上春树作品中的音乐]，[洋葱头历险记]…… 

　　[社（会主义）建（设常识）笔记]，[95—96马（克思主义）哲（学）试题]，[云南旅游21日完全行程]，…… 

　　[露天剧场]，[流行音乐]，[篮球天地]，[知性与感性]…… 

 

　　太多了，我看仅仅把75个版及下属的各级目录写全就要有3000字了。反正意思你是看出来了吧，五花八门，啥都有，并且都可共产——从初恋的心事到128M内存到张清芳的最新专辑…… 

　　从上午10：00到晚上10：00，我在“酒井”——现实的和数字化的“酒井”看“大虾”们进进出出打打闹闹闲言碎语倾吐衷肠，拖着书包嚼着饼干飞奔出门，做作业，共享《捕鼠记》，笑翻在床上，边吃午饭边打Quake2，议论食堂“卖果珍旁边穿黄衣服的mm”，讨论赫拉克利特的晚期思想，为推研面试的同学出谋划策…… 

　　如此这些我想形容为“酒井生活”。 

 

　　　　　　　　　 总比寂寞好一些——“我”和“酒井” 

 

　　他们年轻，他们疯狂， 

　　他们迷恋Game和BBS，他们整夜不眠， 

　　他们喜欢Girl和$，为了她们写0和1的代码， 

　　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北操踢球，在破烂不堪的水房看球， 

　　他们吃人食堂的烂菜，喝大之的啤酒， 

　　他们彻夜狂欢，他们抱头痛哭 

　　…… 

 

　　这是《9#BBS文集2》中“阿粗”的“酒井人自画像”。在包括《文集1》在内的这两本印刷品里，收录了从97年建站以来的文字精华，没有插科打诨，没有黄色笑话，这些严肃的“文学作品”基本上可分为风花雪月和武侠两类，前者感伤，后者诡异。另外在《酒井》一文中记载了“酒井”“年少轻狂，纵酒放歌”的一面，譬如“酒井流氓大队赴人大英语角斩获多多”，譬如“98综艺晚会后痛饮达旦”，譬如“卡拉OK大赛——激情而浪漫的晚上”…… 

　　除了实用信息以外，这“严肃的感伤”和“胡闹的无聊”无疑又是“酒井”魅力所在——远在美国的第一任站长Neat和其他一些现已离开“酒井”的站友常常会费尽周折故地重游，而去年6月，“9＃风疹流行站”站友们因“舍不得”拒绝调入条件较好的其他宿舍楼，而这所谓“酒井文化”就存在于他们呼吸之间。“大虾们”的认同和默契应该是更有价值的评价。 

 

　　XXp，级别是“开国大佬”。虽然Xxp在“酒井”最出名的是“拍马屁”，并且是“兴之所至，乐此不疲”，但对他“所深爱的酒井”的评价似乎是忠言逆耳。 

　　BBS是孕育浅薄的好场所、垃圾的倾倒处。“酒井”也难免这一面。抢整，灌水，废话，哗众取宠，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那么无聊。生活中有，或者说人性有这么一面需要释放吧。轻度的心理变态有时候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因为“酒井”是家。我们在“酒井”上窜下跳，兴风作浪，言语轻浮，互相冒犯，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在这里，大家都是熟人，都宽宏大量，闹一闹，好比小孩子在家翻箱倒柜。在外面，我们多是沉默的、规矩的。 

 

　　Casper，前任副站长。被认为是“酒井”的精神领袖，“最有点子，最能闹腾”，领导过诸多“特色活动”的Casper比在“酒井’冲严肃、羞涩。 

　　我现在不住在9＃楼了，但我常要回“酒井”看看，胡侃两句，兄弟们给我开了后门。回“酒井”就像回家一样。对“酒井”，大家都有点多情。 

　　从1997年6月“酒井”开通到今年夏天离开，我的上站时间累计为2200小时。回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酒井”BBS，我总是迫不及待。我从“酒井”上知道某一道题的解法，为某个ID提供过口腔溃疡膜，分享过半瓶蟑螂药，……是这些，是这些和以外的一些有关情感的东西成就了“酒井”，成就了我们引以为荣的与众不同的团结乐观的9＃楼。我们可以在不用任何组织地自觉自愿乐哈哈地涌到7＃女生宿舍楼下扫雪，可以把一贯走形式的综艺晚会开到夜里12点然后醉酒当歌以尽余兴，可以集体到女生楼下为某个女生唱生日歌，可以使公益服务队的人数大大超编，投票决议挽留陈师傅，…… 

　　在没有“酒井”之前除了学习我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而清华的课程，如你所知，并不太有趣。“酒井”把我变成了个好事之徒，或者我本来就是，一直很压抑。 

　　“酒井”不仅仅是信息交流的工具，“酒井”是我们很多人的感情寄托。你失恋了，或者你干脆就是单恋；你郁闷，你对上自习的生活烦了，有人安慰，有人善意地打趣，有人出馊主意，总是强一些吗？“酒井”最吸引人的就是人情味。 

 

　　Ying，94级，开国大佬，曾是“酒井”最活跃的站友之一，有“鬼才”之称，作品有《夺魄七杀》、《解除寂寞的几种方法》、《大饭店》等。刚刚工作，但仍恋恋不舍，一有时间就“混入酒井”。Ying乐呵呵的。实话实说。 

　　1997年6月13日我第一次上站。除了上部分非上不可的课和睡觉，我从早到晚都泡在上头，“清”新文章，玩Torns。慢慢地版越来越多。“酒井”电视台开放片子了，93和94的人搞的，自己改装的设备，有些技术含量，也没放什么积极向上的片子，《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1998年2月份我们就看上了《泰坦尼克》，10：55，快熄灯了，船也快沉了，站长在网上说“明天继续”……美好时光啊。 

　　后来我开始在上头胡写了。也没写什么，武侠的搞笑的，虽然都是些少儿不宜的东西但当时很痴迷，熄了灯也不肯罢休，构思，第二天早上一来电就接着“灌”。 

　　苦闷啊。苦闷的时候，“酒井”不失为一个去处。那个年龄，那种环境，又是一群聪明敏感的人，谁能没情绪呢。坦白地说，我并不反对用弗洛伊德那一套解释“酒井”的繁荣。清华男女比例失调啊，是个问题。“酒井”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彻底的表现暴露自己的氛围，也属正常吧。 

 

　　　　　　　　　　　　　　　　酒井日记 

 

　　“酒井”人生。“酒井”话语。最原生态的记录和观照莫过于井中人的“流水帐”。以下分别是居住在9＃楼的三个年级的三名同学13日或15日的当日记录。 

 

　　Leonww，98级 

　　10月15日，星期五 

　　早晨7：OO，被迫起床，省了去食堂吃早餐了，六张床上还剩下四个人。 

　　7：05，穿衣完毕，拎着洗漱用品睁着惺松睡眼踱向水房，静悄悄的，除了理论班的，其他人等基本还没有起。 

　　7：15，回屋，梳头并在脸上涂四块钱一盒的友谊面霜，武勃喝完咖啡背着书包走了，他天天喝，呵呵。我从橱子里拿出妈妈让人从家乡带来的小烧饼，冲了一杯牛奶，当作早饭。烧饼非常好吃，50个，刚拿来的那个晚上即被同学搞掉40个，主要是一种家里熟悉的味道，非常好啊。 

　　725，整理完书包，装上上课用的书本，塞进一袋饼干，冲下三楼，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车子中找到自己的，开锁，上车，猛踩两脚，飞向“新经管”。 

　　7：35，到达。在老头的指导下摆放车子，新经管一楼的电梯前人山人海啊，只好步行上到四楼，北405的教室里，人已经来得差不多了。 

　　第一节课，今天讲的是极值最值凸函数等等，卢旭光就是这样，边写边讲，速度奇快，搞得我光记笔记都跟不上，听得也是朦朦胧胧。 

　　8点半刚过，小体一会儿，在教室外走动，问胡星下午实验的事。 

　　第二节，继续狂讲狂听，手眼巨酸。 

　　9：15，布置完作业，大家纷纷往外冲，下一节模电在三教，骑车过去也得好一会儿，而且是全年级的大课，去晚了可就没有座位了。 

　　9：20左右，我从小路飞车赶到三教，碰上殊途同归的王舜，两人一起跑上320教室，其他非理论班的人已经来得很多了，几乎没有位子了，还好好心的卓茗帮我占了一个座，虽然在边上却也聊胜于无啊，呵呵。挤进去，坐下，歇一会儿，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气了。 

　　9：30，王宏宝来了，开始上这个令人生畏的模电——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今天的MOS管还有什么放大电路之类的真是不太懂了，看来课后又得狂补。只好掏出准备好的物理作业开写。写着写着饿了，拿出饼干。卓茗和董雅婵凑过来分了几块，大家开始聊班刊的事。我们的第三期班刊昨天印完，呵呵，文豪们倾力奉献，好文章层出不穷。 

　　11：05左右，总算下课了。大家几乎都长吐了一口气，毕竟这个礼拜的课程实在太长，主要是补“十一”拉下的，整整连续上了七天的课啊。 

　　11：20，七食堂。要了排骨和炒菜，坐下来边吃边聊，终于离这周放假不远了。 

　　11：45左右，回宿舍上“酒井”BBS，去了常去的几个版，大致浏览了一下，灌了几篇，又在自己的篮球版里整理了一下版务，Kind贴了几篇新闻，大家还在讨论张伯伦去世的事情。12：00刚过，看见Ycchar在New comer版里说他那儿有书卖和送，于是就呼了他一把，问他还有什么。他说：别废话了，自己上四楼来看吧。跑上四楼，417外头的桌子上堆着两堆书，Ycchar笑着说：“一堆送，一堆卖，自己挑吧。”找到需要的电路实验书，诚恳地谢了谢，下楼。 

　　l点左右，开始预习电路实验——万用表的使用。预习计算和报告写了一个多小时，还跑到317施海夏那里打印了表格，省得自己画了。其间还穿插着填完了那份什么素质测评的表，巨搞笑，参考着别人的，也自己回忆，后来填了一堆大一学年的各种活动，还有自己的感触心得。 

　　3点多，对面宿舍一群人在打“三国”，我时而看实验报告，时而在BBS上闲逛。 

　　3：45，在寒风中骑到西主楼，找到做电路实验的教室，这是第一堂课，屋子很旧，也很大。到点了，人还没有来齐，老师让我们看录像。陆续地，大家都来了。 

　　4点多，开始做实验，留学生也分到各组里头。我和戴硕张鹏一组，戴硕负责拓图记录数据，我们俩连线和调校。还比较顺利，除了一个公式搞错了，改起来比较费力以外，其它都是准确无比。 

　　5：40，全部做完，老师检查签字。走出教室，天气骤冷，戴硕却开始给我们讲一个鬼故事，全当取暖。 

　　坐在七食堂的时候不到6点，本来想点菜来慰劳一下辛苦画图的戴硕，谁知他先打好了。只好各吃各的。 

　　6点多，回到宿舍，在BBS上欣赏文章，Movies版说Frog的机器上有周星驰的《济公》可以共享，于是开了个窗口用CuteFTP下载。Humor版的几个笑话特别搞笑，几个室友正在大笑间讨论。Subzero竟然在篮球版抢整，干脆封了他。茶馆、Emotion还有G＆B三个感情丰富的版也有不少好文章，赶紧看。 

　　7点多，在宿舍写离散数学的作业，李闽溟找我讨论一道题。突然想起在New comer看见过Happy tiger的一篇解答，赶紧去看。果然是个很不错的思路，而且可以解决一大类问题。 

　　7：50，一个家伙背着包进来推销光盘，被我们打发了。 

　　8点多，与另外两个同学开始做团委实践组的事，下周一有表彰大会，现在得印材料，写请柬，编优秀论文，很烦杂。 

　　9点不到，好友胡川从上海打来电话，狂侃一通。 

　　9点，和胡旻联网踢了一局FIFA，小胜而已。接着又去了水木清华的BBS和263的信箱收信。 

　　继续交替做著作业和组里的工作，忙得晕头转向，米宁过来给我布置明天校班级排球赛的事，让我打副攻，其实好久没有打过排球了。 

　　9点多，又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爸爸的，让我注意身体，注意吃穿；一个是广州的叔叔，也是问候性的闲聊。 

　　10点，大家开始放松娱乐，我的《济公》早已down完，几个人挤在桌边看，笑闹不断，周星驰就是能搞笑啊。 

　　12点多，关机，洗漱，睡觉。 

 

　　Littlemonkey，97级 

　　10月15日，星期五 

　　7点钟，我就被外面的车辆吵醒了。／／sigh，好觉睡不成，被子蒙住头，接着睡！！！ 

　　9点，闹钟响了，呵呵。／／blush再躺十五分钟。／／blush again。不情愿地爬起来，到食堂草草地吃了个油饼，已经10点了。 

　　回到寝室，在床上呆坐了一会儿，心里犯了懒，算了，不去自习室了，下午再说吧。翻了几页书，心里又毛起来。唉，在寝室里我是没有办法专心自习的了。打开电脑，上了BBS，看看有什么新闻，什么新文章，什么人又发骚犯傻了。 

　　事情还真不少，比较搞笑的是校女足联赛的宣传口号了，叫什么“玫瑰玫瑰我爱你”。 

　　／／Sigh。 

　　又和人聊了一会儿，无非是“打情骂俏”了。 

　　11点了，吃午饭去。 

　　从饭堂回来，骂着“大之”的破饭，各个寝室乱转，找零食填肚子。 

　　转到413，正在看VCD——《星愿》，还真不错，张柏芝挺pp的，可是哭起来就没法看了。片子应该是比较感人的那一种，剧情类似《GHOST》（《幽灵》），可是大家似乎都没什么感觉，不像大一看《GHOST》时“默默无语两眼泪”。竟突然想起了小倩jj的文章——“真的长大了——成了一群没有感情的人了！”／／sigh。真是堕落，一部片子几乎浪费了一个下午，幸好机器让Xo占了，可以埋头看几页书了。 

　　不知不觉之间，4点半了，背上书包，出去——打球。 

　　／／faint。同拨的人打得真叫臭，后来我也不传球了，让他们说我独吧，跳投的感觉真好。5点半奔向九食堂，几个肉包子随着免费的米汤下肚，惬意之余，想起了Pligg的话：“这真是猪的生活呀！” 

　　10分钟后，三教一段，我又做回了人。／／faint 

　　周末，自习室里的人很少，没有认识的，我一头扎进了“信号”里，亲爱的郑方老师呀，我admire you so much。 

　　时间过得很快，一抬头，屋子里坐满了人了。我终于从“信号”的海洋中挣扎了出来。走出自习室，透透风吧。 

　　看着走廊里的板报，我大发感慨。旁边好像有人看了我两眼，yeah，是个mm耶！再仔细看看，哇，竟然是“英明神武美貌智慧”的流苏mm。突然有个作业本在我的面前乱晃，原来是LY这个小妮子，三个人唠了几句，流苏mm刚才竟然没有看到我，呜呜，太失败了，一头撞死算了。 

　　再从C++里抬起头来时，已经是扫除的工友在各个屋赶人了。今天该我打水，飞跑回宿舍，拎起四个大壶冲到了开水房，还好，没晚。 

　　一个星期跑两个3000米就是不一样，提着四大壶水回宿舍一次都不用歇。 

　　接着找到了老牛，商量了给他们出专刊的事情，还好，不是很急。老牛真是个大好人呀。连忙给海洋打电话，竟然又是LY接的电话，她是她们屋的接线员不成？ 

　　12点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Snoopy，96级 

　　10月13日，星期三 

　　上午没课。自然苏醒，然后洗漱，出楼，随着车流走向食堂，吃……午饭。相反地，一大早宿舍里的“话梅超人”从床上强挣起来，立志把一个上午的大好青春奉献给自习室（我打赌他肯定会在那教室里睡上回个小时人每次嘲笑他在自习室睡觉，他总是正色说道：“自习时睡不睡觉，那是个学习方法问题；而早上起床不起床，则是个学习态度的问题。”说得我脸上发烧，假如我是兵马涌，那脸上的泥一定会滚烫地碎裂，掉在地上。还好宿舍中剩下的同学都明白睡眠之于学习的重要性。大家同仇敌汽，说不起来就不起来，即便醒了，也在床上聊天。想那诸葛亮当年论及天下大事，不是也半卧在床上，羽扇纶巾，闲言碎语，说三道四？ 

　　“卧谈会”一般都是夜里熄灯后开始的，早上一般只能算“二中全会”之类的。话题芜杂，什么都有。最让人吃惊的往往是话题跳跃的神奇。很多次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们心自问是怎么从实验报告聊到本班最后一个未有男友的女生，继而蹦到日本游戏中的情节里来的，而最后的结论是：HTML这种超文本连接的Internet形式，早在居委会大妈们夏天乘凉碎嘴子的时候就有了雏形。 

　　最近的热门话题是——赵薇。开个玩笑，我们都是20岁以上的年轻人了，怎么可能呢，呵呵。我发现我们和社会的流行的确有些脱节，比如赵薇比如其它，在学校里似乎没那么地热。我一直怀疑自己有过失忆症——不然为什么我每次看到十六七岁的小孩染着头发穿着很前卫的衣服、骑车载着小靓妹如过江之鲫、在自行车道上和我擦肩而去的时候，总是想不起来自己何时有这样的青涩年代呢？ 

　　Memory overflow。内存溢出／记忆丢失。 

　　读研。到了毕业班，真正关心的不是格格，是自己的出路。“To be a graduate or not to be，this is the question．当研究生还是出国，这是个问题。大家的读研志愿表已经交了，现在就是系里各个研究所在面试了。有点矛盾，成绩好的希望一切看成绩，排队择优就成了；成绩差些的，则希望所谓实践能力起作用，所以对面试格外重视。假如口灿莲花却又貌似忠厚，那也许就有个奇迹出现了。 

　　大家在床上表达着自己的推测和希望，终于等到了午饭时间。于是，冲锋号响起，战士们穿戴迅速，杀向食堂。 

　　呵呵，昨天在BBS上看到个笑话，有个楼里的兄弟说他去食堂吃饭、刚要买炒菜的时候，突然听见BP机乱响，于是排队的学生们纷纷摸胸掏裤的，结果BP机还是“哗哗哗”地叫着。只见大师傅平静地低头看了一眼腰间，然后憨憨地冲他笑笑，“我女朋友呼我”。 

　　那位楼里的兄弟在他的帖子里打了至少4个“faint”，感叹数字化的生活真是近在咫尺，这不，已经到了“嘴边’了。 

　　吃午饭的时候，一宿舍的人团坐在电脑前，看《午夜凶铃2》。别说我们变态，因为实在是看乏了，决定吃饭时看是想有点新鲜感。一点也不恐怖，男生都这么说。不过看第1部的那个晚上，突然宿舍来电话，还是很吓了一跳的。后来才知道是隔壁宿舍的人搞鬼，被我们“教育”了一通。 

　　正看着，老大匆忙地冲进宿舍，嘴里喊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我谄媚地说：“老大，我床上那卷手纸你先用好了。” 

　　“你去屎（死）——”老大总是这样，着急起来就大舌头。 

　　“我要马上去邮局汇款。”他从褥子下拿出钱，“网猎保证金。” 

　　（我心想，“网猎”这个新站点搞网上拍卖，要先寄保证金过去的？也对也对。） 

　　宿舍里的“阿呆博士”被可乐呛住，惊骇道：“什什什什什么？网恋保证金？？？” 

　　全宿舍的人几乎把嘴里的饭都喷到显示器上。 

　　老大是网络情圣。一个暑假除了休息就是在电脑前，在电脑前除了写程序挣钱就是和五湖四海的网上mm聊天。也许大家都是受过《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刺激，因而对网恋深信不疑，并幻想着天上掉下个“轻舞飞扬”妹妹。 

　　老大可谓阅女无数——就是和无数的女性网友在现实中见面。而他最让我们服气的，便是那永不后悔的态度。每次去见面前，老大总是梳洗打扮，精神奕奕，出门前转身道：“我走了啊。”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可是每次总还是觉得他要去赴汤蹈火、就义献身。一干兄弟行注目礼，看他消失在视线之外。而很多次是晚上的时候，老大突然“砰”地推门回来，上床，无话，睡觉。我们知道，也许他又一次的幻想灰飞烟灭了。 

　　两厢情愿的事情总是难得，你看不上人家，人家也未必看得上你，更何况这种从网络蹦到现实中来的呢。 

　　“阿呆博士”只读圣贤书，现在已经推上了“直博”。书钻研得多了，不免对世间烟火不够熟悉；然而，“不熟悉”却往往等价于“很向往”。所以他是最佩服老大的人，看着老大在电脑前运指如飞，甜言蜜语，只恨自己拙嘴笨舌，说不出那些肉麻的话儿来。苦读《第一次亲密接触》N通后，醒悟“打字不快，可以在签名档上做文章”。于是两天内狂看歌词和诗集，终于他在BBS上的签名档也升了档次： 

 

　　“青春是一把六弦琴，我用心谱写自己的爱情。 

　　二十的我，仿佛是悲伤的逃兵，禁锢在漆黑的四壁中，沦陷在无情的沼泽里。 

　　抬头望天，那是你么？轻轻地飞过，不带走一丝云彩…… 

　　给我一片天，我要与你去远方……” 

 

　　他自己很是满意。大家却从中看出了太多的拼凑和斧凿。当他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我实在忍不住，说：“我怎么觉得，听起来，有点像……井底的癞蛤蟆？” 

　　为了这句话，他几乎要和我绝交，不还我的钱了，／／faint，／／cry，／／fear。 

　　下午上课，我匆忙赶去。结果坐在最后一排才想起来忘了带眼镜。 

　　傍晚的时候，又在楼里的BBS上泡着。突然Widow发了帖子说他手里有今天晚上大礼堂的电影票，兔费的哦。而且是新的国产大片《黄河绝恋》，而且冯小宁导演会亲临现场和大家交流。坦白地说，我是有一份期待，宁静能来的。实在对她《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形象难以忘怀，所以对她的好感一直没有被耗尽。于是匆忙奔到WidoW宿舍，要了两张票子。 

　　待我刚从他们宿舍走出的时候，就看见楼道里远远的一群人影夹杂着烟尘飞奔而来，他们的头穿过晾在过道中的一条条裤脚，他们的脚跳跃着闪过一辆辆的山地车。 

　　当时我很想手一挥，转身大声地冲观众说：“看，他们从远古走来！他们就是“酒井”人！” 

　　实际的情况是，他们冲进了WidoW的房间，接着我就听见Widow哭喊：“没有那么多票啦，就剩5张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分吧！” 

　　我耸耸肩，觉得和Widow做同学，那简直就是“缘，妙不可言”。 

　　和高中的好友一起来到礼堂前，发现人全拥挤在门口。我们两个觉得有票走遍天下，于是先去小卖部买了零食。待我们回来，发现门口还是那么多人，明白“走遍天下”并不是“走进礼堂”的充分条件。一路喊着“对不起，我们没有富余的票，真的没有啦”才冲进了礼堂。 

　　电影开始了，应该说还是有很多出彩的地方。但我对宁静姐姐有点失望，我还是难以挥去《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她的一颦一笑。主要人物的形象不够饱满，相反，那个寨主的狗腿子“三炮”倒演得非常好。他先恶后善，直至最后被日本人活埋时还挺着腰板唱着信天游，那一刻我才是真正地被打动。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大家熄灯后出去吃了点东西，回来胡说了几句，便无话了。我突然又开始想自己构思的那个小说。“我和她是国庆练集体舞认识的，然后……”没等纯情故事展开，俺的春秋大梦已经开始了。 

 

　　　　　　　　　　[“酒井”大事记]（摘自酒井BBS） 

　　　　　　　　　　　　　　　　　1997 

　　Jun　7 BBS开张喽！！！！！ 

　　OCt…　安上了电视机。（是福是祸不知道） 

　　OCt5（ITA）开展了一次“清华学子电脑知多少”的调查活动。 

　　OCt 19　启用网桥（网络速度明显加快） 

　　OCt 24　十佳协会评选（没有ITA，呜呜~~不平） 

　　OCt 29　地震！！！！（哈哈，别害怕嘛） 

　　Nov 10　Hooligan把胡子剃了。（这可是举楼震惊的大事啊！呵呵） 

　　NOV 22　BBS二站开张（当然还有很多人反对开二站） 

　　NOV 24　卡拉OK大奖赛决赛 

　　NOV 29 ITA　拥有了一台LQ1600K，开始共享打印。 

　　Dec 6　首届网络游戏大战（Red Alert）（冠军不幸被北大夺走） 

　　Decll　学生节晚会（这几年来最好的一个，呵呵，这可是公认的。） 

　　Dec 12 Bill Gates came． 

　　Dec 14　由ww大虾第一次开通Proxy，给熬夜的网友一份惊喜的礼物，呵呵。 

　　Dec 15 Chairman开始收集电子图书了。呵呵，现在的Chairman已是众所周知的书库了。／／admire chairman／ ／thank　chairman． 

　　Dec 20　哈哈，“夜猫子”终于修好了。 

　　Dec 22 9＃十四郎排出来啦！ 

 

　　　　　　　　　　　　　　　　　1998 

　　Jan 10　再次地震，呵呵。 

　　Jan 10　Coala大虾开放Proxy。 

　　Feb 17　迫于重重压力，Proxy被迫关闭。呜呜——为Proxr默哀一分钟…… 

　　Feb 20　9＃IAN统一更改IP地址。 

　　Feb 21　域名服务正式启用。 

　　Feb 21　新激光打印机开始为同学服务。（就是贵了点，呵呵） 

　　Feb…　9＃电视台开播。 

　　Apr 20 7＃　LAN连通了，就差9－7计划了，呵呵。 

　　May 10　BBS Server　出现硬盘空间不够的紧急情况，各斑竹开删啊。 

　　Mny 15　SYSOP（小乖乖）改名叫NCat（小乖乖）了，此等大事不可不记。 

　　May 17 9＃ TV二期工程建设完毕，发射功率大大提高，感谢Qing，wwj大虾。 

　　May 21 BBS　更换主机，速度大大加快。Chairman荣升站长。 

　　May 22 ITA　开始提供刻盘及扫描服务，感谢ITA。 

　　Aug 3O 103　制作的9＃资源搜索引擎Niceek完成，9＃又多了一项有意义的服务。／／admire zf. 

　　Sep 11 9＃网络升级。 

 

　　　　　　　　　　　　　　　　　1999 

　　Feb 3 9＃　连入CERNET，10M出口，举楼同庆，哈哈哈。 

《生活空间》陈氓：做生活的目击者学者

1999年12月15日 南方周末

　　访：本报记者　刘天时

　　谈：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制片人　陈氓

　　“在《生活空间》出现以前，只有在电视红娘中老百姓才是主角。”记者：听说《生活空间》明年可能改版，为什么？会朝哪个方向改？

　　陈氓：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有人认为现在的《生活空间》缺乏新闻性。我想这是人们对“什么是新闻性”的理解不同。我理解的新闻性并不全等于时效性，而凡是那些人们不曾知道的，或者不曾被合适地表现，被真正地理解的事物都是具备新闻性的。而且我也相信在电视文化愈来愈趋向轻松和娱乐化的今天，保留一个相对严肃凝重的栏目是完全必要的。

　　记者：据说《生活空间》初创的时候定位是一个易碎的、生活服务性的节目，它是如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在内容上“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形式上追求纪实风格的电视纪录片栏目的？请您结合媒体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讲讲它的蜕变发展的过程。

　　陈氓：《生活空间》开办于1993年5月，我是7月份来的。此前我在《观察与思考》做记者。我申请来《生活空间》一是因为这个节目差不多天天播，也就天天有活干；二是因为我想做服务类的节目。服务类节目至少不会说假话，教教人们炒菜做饭，也不是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

　　我们最开始的模仿目标就是《为您服务》--80年代后期形成发展的《为您服务》一类的节目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把电视从单纯地传播政治经济的严肃信息的束之高阁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使电视更有大众性；但是到了93年那时候，这类节目太多了，《生活空间》处于一个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地位。

　　我接手《生活空间》后，经我手写的改版方案就有十来种之多--我们找不准自己的定位。其中一种付诸实施的是这样的：一分钟的《话今日》，两分钟的《走天下》，还有一个5分钟的版块由以下《老百姓》三个版块轮换播出：《健康城》讲健康；《红地毯》讲文体圈的；《老百姓》讲的是普通人8小时以外的生活。

　　但是一个契机使我们自信《老百姓》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栏目。那是我们播了一个《老俩口骑车走天下》的节目，讲的是一对老夫妇把三轮车改造成能做饭能睡觉的工具，周游各地的事。在一次研讨会上，这个节目成了一个话题--这在以前的《东方时空》总结会上是不曾有过的，《生活空间》一直是可有可无的。大家对这个节目的评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望，有人甚至说，这个片子对他人生观的震撼不亚于读了一本书。

　　另外，那一阵子，《走天下》这个旅游节目走了一个来月一直没“走”出故宫，讲的都是帝王将相的事，领导要求停掉。这样《生活空间》又面临调整--我们决定放大《老百姓》这一块，就把它做成《生活空间》，就讲讲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普通境遇。

　　记者：这是突如其来的想法还是您早有酝酿？

　　陈氓：其实在我来《生活空间》之前就有把《生活空间》办成一个提高中国人的人文教养的节目的想法，因为我理解服务类节目不仅仅是如何养鱼种花一类的生活技能的服务，人的精神方面的服务可能来得更为紧迫。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但当时不过是模模糊糊的想法，没有找到载体。后来在做《老百姓》的过程中，我们在思考--生活的主体是人，人的主体又是普通人，中国的电视频道在增多，播出时间在延长，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专门的阵地来关注这作为“大多数” 的普通人--按照94年《人民日报》的文章的说法，“在《生活空间》出现以前，只有在电视红娘中老百姓才是主角”。

　　“我们平视生活，我们并非把嚼过的蛋糕给观众，我们要做的是切开捧给观众。”记者：具体地讲，《生活空间》第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里程碑意义上的节目是哪部片子？它区别于以往的《生活空间》和其他电视片的特点在哪里？

　　陈氓：可能是《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讲的是北京的一个家庭资助张北的一个穷孩子上学的事。这个片子的摄像是以前有过纪录片拍摄经验的毕鉴锋，他在这部片子中，镜头的处理和观念意识上都有不同之处，我参与了这部片子的后期剪接。这部片子可以说是《生活空间》的旗帜。从这部片子我们开始了这样一种尝试：不再是为了一个预设的论点寻找论据，甚至不再给出明确的结论，我们强调的只是记录这个过程，旨在表现“有这样一种发生”。没有记者深刻的采访，没有华丽的解说词，没有布光……有人很不解，问我们“到底你想说什么”，甚至说我们是在拉洋片。按照当时对电视片的期待，应该有构图，摇得要稳，要有推拉……而我们呈现给观众的是非常原始的、粗糙的、非常毛边的东西。而其实有心人可以看出来，从这个片子开始，我们最根本的改变是基本态度的变化。

　　记者：这个基本态度是什么？请举例来解释。

　　陈氓：这个基本态度体现在我们给自己定位为“生活的目击者”。并非全知全能，我们平视生活，我们并非把嚼过的蛋糕给观众，我们要做的是切开捧给观众，请他来品尝，我们并不是要告诉观众煤球是黑的，而是“请您到这边来”，我们只提供一个视点。

　　比如我们曾经拍摄的《失去孩子的家庭》。这个片子讲的是一个见义勇为被流氓乱刀捅死的出租车司机。在领导要求我们再报道之前，《东方之子》已经报道过了，事迹说清了，亲朋好友也采访过了，按照传统的想法，我们没什么可拍的了。但我们是这样报道英雄火化那一天的：在采访之前，我和编导说你就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同情心的青年，你去看望死者的两位老人，你什么问题也不用准备，到了那儿，你想安慰就安慰，你该搀扶就搀扶，你想哭就哭，摄像呢，就把编导看到的追悼会前后这个家庭的情形跟拍下来就行了。结果这个片子的效果很好，对“痛苦”的表现，对“见义勇为”的高扬都十分强烈。

　　“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记者：《生活空间》的标版是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选题和“讲述”方式上是一直在追随这个定位和理想，还是有着细微的调整？

　　陈氓：是有调整的。前面所讲基本是《生活空间》前期，93年到94年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阶段我们走的还基本是 “人文教化”的路子，老想告诉观众一个道理。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贴近了生活，远离了时代。因为我们一直过于关注和接近个人的，作为人本身的一些东西，多少有些忽视时代特色。

　　1994年底，我就在思考改版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们在挖坑，一个接一个，可是缺乏纵深性；因此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一个好的题材延长观察的周期，呈现的变化更完整一些，反映的事情更复杂一些，所以这之后我们就出现了每天讲一集一个星期讲一个故事的情形，它在形式上仿照我们的章回体小说，独立成篇又能连缀成一个故事。这个形式上的变革坚持了一段，我认为还是成功的，但因为其他原因后来还是停掉了。

　　形式之外，在95年底，我就发现我们在重复主题，通过李大妈讲的和通过王大爷讲的是一个道理。96年初我们提出了新的目标————“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这个提法是针对我在1994年5月《东方时空》开播一周年会上的讲话而言的，那时候我们给《生活空间》的定位是“体现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这也就暗含了《生活空间》平视生活的原则，实现人文教化的目标。而新的目标则更强调“关注社会变革”，关注变革影响下的人物命运。这个转变使《生活空间》的创作前景再一次豁然开朗，《生活空间》既贴近了生活又贴近了时代。

　　新的选题层出不穷。以往我们的选题往往是道听途说式的，而这之后我们的编导更加有意识地关注国家的重大事件重大变革，从报端的时事分析生活中哪些人群正在经历哪些变化。比如我们在96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拍摄了《许姐的夏天》。那时候我们意识到下岗是中国改革实践中人们生活一个深重的变化，于是我们有意识地寻找，我们先是找到了下岗学校，再找到了许姐。这之后的《生活空间》试图努力担负起关注主流人群，记录历史的任务。为了这个目标，在创作实践上我们强调加大背景，体现时代风貌。从拍摄上讲，背景不是用全景，也不是多加解说词，而是用结构的力量加大背景，注意选择配角，注意主配角的“关系”。

　　“我们拍摄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被拍摄者感到莫名其妙，觉得‘我算什么，我有什么可拍啊’。”记者：《生活空间》做到现在为止，作为一类节目的鼻祖，已经有2000多个普通老百姓不再作为政治的类的代表，群体大众的模糊符号，而是以个人身份，作为主角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人们常常愿意把《生活空间》和“人文关怀”、“民间视角”等词相提并论，您能不能分析这样的期待和评价是在中国观众一贯收受的什么样的电视文化，什么样的日常遭遇，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下提出来的？《生活空间》的慰藉作用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陈氓：（我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生活空间》的所谓“人文关怀”是这样实现的。首先体现在拍什么，怎么拍上。生活空间的主角是人，个人，普通的个人；在怎么拍上，影像这种传播手法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宽容和尊重的姿态，而且我们所采用的拍摄手法又基本是自然主义的，长镜头、跟拍、同期声、平视……我们的拍摄基本是一种被动拍摄，而被拍摄者是主动的，结构片子的是人物本来的生活。我们试图一方面尽量接近真实，一方面尽量减少介质带来的侵略性。这不但是对被拍摄者而言的尊重，对受众而言，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形式没有给观众直接的说教直接的结论，而是留给他选择判断的权利，同样是宽容是尊重。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生活空间》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为“目击者”的态度，关怀的态度，人本人道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是一种拍摄状态下的工作态度，也是拍摄者本人的应具备并传达给感染给观众的一种生活态度。比如我们拍的《大阅兵》，讲的是祖孙两代参加阅兵的军人跨越50年的故事。但是我们的镜头朝向的是这两个男人身边的女人，奶奶和孙媳妇，而在这50年中，我们的片子又用3分钟的时间请奶奶讲她第一次分娩的痛苦……这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空间》的态度。

　　记者：请您当仁不让地谈谈《生活空间》之于中国新闻改革之于中国电视文化的位置、意义和影响。有评论认为《生活空间》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就我看，《生活空间》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改变了中国人对电视的一种封建的、可怜的认识-- 原来不仅仅是他们可以上电视啊，原来不止是那些事情可以上电视啊，原来你我，原来家长里短也可以上电视！

　　陈氓：我们拍摄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被拍摄者感到莫名其妙，觉得“我算什么，我有什么可拍啊”。

　　有人认为《生活空间》的意义可能还不止是提供了一种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带动了电视电影制作的纪实风。不单是一种电视符号，不仅培养了一批制作者也培养了一代观众。比如学者王纪言认为《生活空间》在纪录片普及运动中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提高了中国观众解读纪录片的能力。学者汪晖认为《生活空间》体现了一种很珍贵的人道主义认知方式和思想。

  一个中国女囚获得国际征文大奖。关于她过去的黯淡人生、现在的监禁生活和未来的希望之光……

                      　　　　　　　来自女子监狱的故事

 

  巨人

宗幼菊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白色的毒魔交上了朋友，并且与它如胶似漆，难舍难分，每天都醉生梦死在烟雾缭绕的世界中，白天警车叫，心慌意乱，晚上敲门声，胆战心惊，像洞中的老鼠一样怕见阳光。在白色毒魔的引见下，我认识了它的孪生兄弟魔鬼，并应它的邀请，去它家做客，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遇上拿大利斧的巨人，魔鬼最怕的就是巨人，吓得赶紧逃这夭夭。

   于是，巨人把我带到他的家中，他的家是与尘世隔离的大学校。学校里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差点去地狱做客，被巨人救下的迷途的人。大家一起在巨人的家中靠自己的双手生活、劳动，每天学习许多文化知识，学会如何去交朋支，每个人都掌握了一门技术。等到我们完全能够从这所学校出去后靠我们的双手创造财富，自食其力，不再会与魔鬼之徒交上朋友而踏上通往地狱之门时，巨人便会送我们各自出学校，回到人间。

    人间的天空是如此的蔚蓝，绿树、小草都在微笑，小鸟都在唱歌，它们都在欢迎我们这些曾经迷途的人们回到它们的身边，也在期待我们去替它们驱走严冬，把它们打扮得更美丽，让它们都生活在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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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那篇题为《巨人》的短篇童话，是今年5月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一闪国际征文比赛惟一最高奖项“特等奖”作文的原文。征文的主办者是“两千年扫盲——为了回归”国际矫正教育大会，由加拿大矫正局、美国联邦监狱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矫正与监狱协会联办。据介绍，犯人征文比寒被视为各国监狱教育和矫正教育实力和成就的展示。这篇在20个国家1500份作品中脱颖而出，“赢得全场起立和掌声”的短文作者是——“宗幼菊，浙江省女子监狱三监区，小学文化，贩毒罪，刑期10年”。消息8月中旬在国内公开—— 8月15日，浙江省监狱管理局为宗幼菊和另外两名获奖犯颂将表彰，1000加元（合人民币5591.5元）奖金存入宗幼菊在监狱的账号，宗幼菊同时获得减刑一年半的奖励。

中国女囚获得国际大奖
    8月30日至9月4日之间，在纪律严明的浙江女监，记者与宗幼菊有断断续续的谈话，谈话期一直有教育改造科的同志旁听。
    第一次谈话是在车间门口。宗纪菊站在获奖后刚刚调配的岗位上——看门维纪。可能是因为机器噪音，在警官同志第二次喊名时，宗幼菊才犹豫地原地晃了一下，然后走过来——和进监所见的所有女囚一样的短发齐耳，两只发夹中分刘海儿，蓝色囚服黄色衣领——代表“普通管理”的黄色胸牌上，宗幼菊的编号是3-2-242。
    “……直到散了会，收了工，我磨磨蹭蹭去问警官——如果没有，那还不让人笑话？警官说，是，是你，你的《巨人》得出国际大奖。这一定是真的了——警官亲口对我说的。没睡着。怎么睡得着？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国际大奖是个什么奖呢？……现在知道了——2000年国际矫正教育招贴画征文大赛，联合国教科文9个专家评出的，1500多人参加……”
    一幅招贴画，一本大厚书，书这边的人垂头丧气，那边的却张开双臂快乐奔跑。宗幼菊说她一看图画就明白了寓意，剩下的几天里，劳动时、吃饭时、睡觉时，她脑袋一直在转动，寻求恰当的表达方式。
    3月中旬的某个星期天下午，罪犯宗幼菊伏在浙江女监三监区二分监区活动大厅的桌子上写就了她简单率真的童话故事——《巨人》。
    这个童话带来的荣誉也是宗幼菊所能回忆起的惟一的荣誉。在宗幼菊“没什么”的30年的人生里，这荣誉来得猝不及防，来得她要不安于“这么好的运气”——减刑、奖金、换工作……得奖还使本来“普管”身份的宗幼菊多给家里打了一次报喜电话，多寄了一封信——刊有获奖作文的报纸，恢复了入狱以来被恼羞成怒的父亲断绝了的父女关系，使姐姐有勇气将她的真实“工作”告诉儿子。
    “真希望警官允许我买些糖给大家分……”心里惦念着给大伙分糖的宗幼菊在“罪犯奖惩考核表”上的思想改造和卫生纪律分也是连月来步步提升，8月分的总评是+7.5分。
    “我要努力，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宗幼菊说，“我的价值就是……还可以是有用的人，为国争光的人！——这真是太意外了太高兴了。”在我们的5次见面里，宗幼菊总是忍不住要表达她的惊喜，她的骄傲。

 

听宗幼菊讲过去的故事

10来岁父母离异，初一辍学——“数学很差，不想念了”，16岁开始在母亲的旅馆里帮工，19岁结婚生子离异，23岁忙碌奔波开自己的饭馆，再次恋爱，恋爱失败，因为胃肠炎，给人诱惑吸食白粉止痛，染上毒瘾，与另一瘾君子同居，1995年被武汉公安缉毒大队抓获并强制戒毒，父母得知消息，哭、骂、打，三次强迫戒毒，失败，两次主动戒毒，失败，花光积蓄，借债，为亲人朋支所疏远，1998年5月6日，首次与男女去温州贩毒，被抓……
    这之后“自然而然”地蹲看守所、入监劳动改造——换囚服、剪头发、背《罪犯行为规范》、摇横机（一种纺织机器）、听“三课”……宗幼菊像狱中很多女犯一样没有眼泪，面色平静地赎罪，而内心的小组澜，只有折叠处破了又贴上的几封家信作注释。
    你还有人性吗？在爸爸生日这天你叫我怎么启齿？——你送给爸爸的这叫什么礼物？……
——姐姐1998年6月21日来信
    最近一些天常常在梦中哭醒，梦见你小时候乖巧听话，醒来后泪水长流。提起笔来，不知从何说起……
——妈妈1998年9月11日来信
    妈妈，您在那边的工作忙吗？身体好吗？我很想您。爸爸说您那里“纪律很严”。我一有时间就去看您。您一定好好工作。我参加了仪仗队，老师说，只有听话的孩子才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写信，也是第一次给您写信，不要笑啊。……
——儿子强强1998年9月21日来信
    在宗幼菊的回忆里，积极的惊喜的东西总是被接踵而至的失败的黯淡的悲伤否定着粉碎着。或许是因为“习惯了”，当我细问的时候，她忽然叹了口气，摇摇头。
    “可是我喜欢童话——别人都笑话我呢。他们说你怎么回事，看那种玩意——我儿子都不看了！”宗幼菊说偶尔她还是犯这个不成熟的毛病，颠三倒四地看一些公主王子的爱情小鸡小鸭的悲剧。

宗幼菊的监禁生活
    幼菊如面，你现在如同害病住院的人，要安心工作，重新做人，提高自己的文化基础，回到社会做个自食其力的人……
              ——曾经恼羞之下搬回乡上断绝音讯的父亲2000年5月16日来信
    亲爱的妈妈，您在那里好吗？那里的人对您好吗？我希望您在那里过得好。……我在您的信里放了一张“How are you”的卡片，那个上面的白猫代表您，她怀里的小黄猫代表我。我爱您，妈妈。……
                ——不问阿姨要鱼片干的懂事的儿子强强2000年8月20日来信
    随信保存的还有一张母亲与儿子的合影，一张儿子的一寸照。两年零四个月以来，宗幼菊带着它们，哭泣，悔恨，劳作，学习，日复一日。
    日复一日。正在和仍将继续5年零8个月的接受刑罚的日子基本可以以监区警官办公室里的一张表格概括。
    6：00-6：30起床洗漱；6：30-7：00集体活动；7：00-7：30早餐；7：30-11：00工作；11：30-12：00午餐；12：00-1：00点名休息；13：30-16：30出工；16：30-17：00晚餐；17：00-18：00打扫卫生；18：00-20：00上课；20：00-21：00考评；21：00-22：00洗漱就寝。
    早餐、午餐、晚餐。浙江女监的伙食，宗幼菊和她的同伴们都说“相当好。有肉、有蛋、有生日面，甚至有解暑的红豆汤、棒冰……”
    上课。两年来，宗幼菊在她的“改造思想，学习文化”的三课《政治、文化、技术》教室里翻旧的几本书有：《反逃跑》、《爱国主义》、《认罪服法》，新学期上初二的宗幼菊将学习“一元二次不等式和不等式组”。
    劳动。站岗以前，宗幼菊一直在摇横机，织羊毛衫。左——右，左——右，如此反复。
    考评。因为直接和减刑假释挂钩，考评是宗幼菊们一切活动的核心。每人枕边的《罪犯奖惩办核办法》、监区活动厅里的评分表格，仔细到“交头接耳、乱写乱画”的扣分标准，精确到小数点后的正负分计算，“日记、周评、月公布”，有为正分喜极而泣的，有为负分沮丧甚至绝望的。
    8小时劳动、8小时学习生活，8小时睡眠，6个工作日一个星期天，时间安排上的例外还有新年、春节、“五一”、端午、中秋、“十一”，洗衣、联欢、电话、写信。
    12到16人的宿舍，一二百人的车间。此外监区活动室和情感疏导室在一定程度是开放的。
    监区活动厅。电视，摆满《律师与法制》的书架，黑板报上用彩色粉笔抄写的吟咏自同的文字——“感觉你离我很近，又感觉你离我很远，你是我心中一个飘忽的梦，你是我心中一个遥远的国度。……”
    情感疏导室。这间墙壁涂成粉红色，有梳妆台有梳台上的口红睫毛油，有沙发上放着织了一半的粉红色毛线衣的“客厅”，经预约，经批准，是宗幼菊们“宣泄感情”的所在。这间在多数时候空荡荡的客厅，据教育改造科介绍从1998年开办以来有10个左右罪犯申请过，宗幼菊是其中之一。“一般都要抱布娃娃哭一件，有化妆的，有写信的，有接通心理热线的——当然，当她们出门的时候，必须把妆洗掉，把眼泪擦干。”
    如果把视野再拉大一些，我们可以注意到，宗幼菊所在的女监比想象中的牢狱要明亮、宽敞、整洁得多，甚至有窗台上的文制，教育室里的的绢制玫瑰。
    在宗幼菊劳动改造的浙江女监三监区二分监区和横机车间，目前管理宗幼菊们的有6位警官，她们是管理寝室的何警官、抓报道的郭警官、抓生产的苏警官、抓卫生的熊警官、抓文体的郁警官、抓思想的代警官；其中宗幼菊本人认为“对她影响最大”的郭警官说：
    “我们这里是什么都要管，她们吃饭的位置、站立的姿势。我们是和犯人想处，时刻处于‘临战状太’。作为警官，在狠人面前，不能是我们这样的说话口气神态，不该笑，也不该表现出害怕，要严肃。”
    在宗幼菊劳动改造的图景里，除了警官，“工作就是工作”的警官，更多的是她的同类。
    车间里电梯上监区里缝雨伞的织毛衣的折纸袋的尽是蓝色的女犯，无声无息地忙碌规规矩矩地进退，畏缩里有防范，尊敬里有距离。在要求之下，她们可以说，但她们说得流利简单漠然。关于她们的来历，从警官那里听来较多的版本有三类：某某，村妇，受丈夫虐待，忍无可忍，杀夫；某某，进城打工，受骗，钱物用光，抢劫；某某，从小父母离异，辍学，流落社会，无业，盗窃……
    宗幼菊，喜欢童话、写出童话的宗幼菊于她生活的“那里”来说，有与众不同的一面——她是我6天采访所见中笑得最多的，甚至是惟一的；说得最多最主动，甚至回答警官问话都“罗索”“父亲的打油诗儿子的考试成绩”的；“自我表现”最积极最愿意最熟练谈将来的——2006年5月6日从杭州女监到武汉家乡，洗个澡，彻底地，然后烫头发、买衣服，和家人朋友吃饭唱歌跳舞……把入狱后转租他人的“梦乡”（饭馆）收回来自己干……
    从汉口江岸小巷子里的童年到杭州翠苑二区高墙里的而立这一年，宗幼菊获奖是对她过去的一个例外，宗幼菊的喜悦和自信是对她生活的反差。
    “……我的心中万分激动和意外，……让我觉得生活并非一片灰暗……我在明天同样可以一片光明。”女囚宗幼菊在颁奖大会上说。（《南方周末》2000年9月7日头版重点报道）

 

今年最后一天了。 

我对一苇说，你有空来北京看我． 

她一看到短信，急忙忙给我打电话：吓死我了，我以为是遗言。 

真正神经质。她怪笑一通：阿飞你肯替我生个孩子吗？ 

我说：不肯． 

她说，为什么？ 

我说，孩子生下归谁啊？就跟合伙做生意一样，到头来朋友都做不成。 

她叽咕笑，说，不愧是工科生！就挂了电话！ 

虚情假意！ 



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年发生许多事情。都是大事．所以今天必须写点什么。 

我走出屋子，去交电费，４８８元，１０００度． 

我做出重大决定，一定要吃上几个麻辣烫． 

于是站在寒风里，抖索着，吃了５块钱麻辣烫． 



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天时。 

我为什么想到的是她？ 

天时是我的知己． 

她是唯一一个，我不需要解释的朋友。她十分细心，但是她不是探照灯．我和她一起，不担心她误会我。 

多少人误会我．以为我乖张又刻薄。凶恶，我没什么朋友。但是天时却对我很不错。 

她说，阿飞，你是最害怕得罪人的人。 

我忙不迭点头：我是我是。 



夹着尾巴做人。我逢人给一个笑脸．也很少穿低胸衣服。我裹得十分严实，我从来不睥睨女友的男伴．总之，我有些传统的道德观．我以为这样就可以。 

象我这么低调的人 

只有在博客上发美美照聊以自慰．我阿飞虽然不好看，但是镁光灯下依然风情万种ＨＩＡＨＩＡＨＩＡ 

我一直以为自己人缘很好，因为我不会和人争．我有那个心，也不会有那个胆，我有那个胆，我也懒得去动脑筋。我懒． 

所以一直没什么长进。 

我想象,我这么人缘好的人应该少。 

但其实，我不相信身边的人喜欢我。 

我甚至没有大家ＭＳＮ．我不怎么聊天。我对一些朋友还算赤胆忠心．但是她们有更多的朋友。我没有，我只得她们． 



天时时常给我电话。其实不是她.是她一岁半的小孩子玩弄手机,第一个拨"阿飞"阿姨的电话，咿呀作声。奶声奶气,十分动听，我时常在电话另一头微笑:啊,小朋友多么可爱，已经学会拿阿飞阿姨开玩笑。 



天时１０天前给我快递过巧克力，是我最喜欢的好时．我诧异：这是我能吃到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巧克力。她说，也是她喜欢的。 

天时与我大不同。她送人礼物用的是快递，　我用的是普通包裹．慢得要死，慢得天时以为我忽悠她． 

天时不喜欢吃东西。我们不是竞争对手。 

我是一个贪婪的人。一盒巧克力，我三天就吃光。 

我对自己说，节约些，可是一瞬间就吃了１０几颗． 

我是一个索取无度的人。我有了音乐，还有文字，我还要爱，我还要朋友，我还要其他人的爱，我还三天吃完一盒巧克力，总之，我为自己的贪得无厌感到羞愧。 

我从来不会说，请为我加薪． 

做人好象自己总欠别人什么一样。 



天时时时教育我，都是简短的祈使句。每次，我都醍醐灌顶：阿飞，不要拎那个包，阿飞，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和这个人在一起。 

为什么天时的话我都听得进去？ 

也许是缘分。 

天时笑西西说，我与阿飞最合适了，我们俩最要好了。 

虚情假意！ 

可是我挺爱听的。我就傻笑配合天时。 

大家都认为我聪明。其实我最擅长的是傻笑． 

前排时间出去旅行，喝了点酒就会傻笑．我当真快活。我不太会装，因为我比较简单，喜怒全在脸上。 



我不该把那盒巧克力那么快吃完。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吃巧克力的速度，足以让我变成一个大胖子。相扑运动员。 

但是我不是胖子，我的照片在博客上，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狂吃巧克力的女人的身姿．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天时来看我。我们离得不远，打车１０块．十分近，这是全世界最近的距离。她穿一件黑色旧风衣，拿着一枝玫瑰，还带来了一个热腾腾的大番薯． 

天时十分浪漫。那朵花．．．北京那么多卖玫瑰的，那么多玫瑰长得粗枝大叶，我从来不去分辨玫瑰和玫瑰，但是那一朵长得十分精致．好比天时写的文，细节精细． 

我很少写得过她． 

或者说，我根本写不过她． 

但是我不同她． 

我写得多。我只要有一篇写得好就行．我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其实不高。我只要求自己能做音乐，并不要求它多好听。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要求过高。 

我时常穿漂亮裙子,少一双合适的鞋.一个男人看见我穿的球鞋，好几次表示，他想帮我买一双新球鞋，因为实在不能忍耐我每天都穿着脏兮兮的它。 

我是一个浑身是漏洞的人。 

但我依然十分爱体面。 



有一次我对着天时赞美他． 

你知道，他长得有点象你呢！ 

这个比喻实在是...... 



在我心目中，他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男人。九年一直这么认为。 

我的好朋友见到他，都说，不觉得他好看． 

我十分惊讶：他很好看啊！ 

他怎么同？ 

他一副清洁的样子。和这个世界又不争宠，他神乎其技． 



我就爱他这一点。和全世界都不同的表情。 



这么多年，我爱想象中的他。我一直全力维护他的体面. 

写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确实，我不再爱他。我只是长情．我确实是一个没出息的人，我没志气，缺乏真正的野心，我还缺乏勇气。 

今天我写完了一本小说。 

我准备再写一本。 



你知道，其实我过得很无聊。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新闻。新闻，不是我往常坐在演播室里转述的数据或判断。在这里，它像水一样，劈头盖脸的，无所不在。做新闻，最好的位置就是离它最近的地方

　　■本刊记者 刘天时

　　9月20日早上，柴静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是，家,还是酒店？正当迷惘，她听见“咚咚”的，像是剁饺子馅的声音，侧耳分辨，哦，是隔壁厨房传来的 ，是妈妈，是在家里啊。确认之后，柴静翻了一下身，又睡着了。这一次，更安稳些。

　　昨天晚上12点多刚从绍兴回来。从去年4月以来，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这样，在出差，在飞机上、火车上、长途汽车上，清晨醒来在祖国各地的旅馆里。

　　这似乎正是柴静想要的生活。

　　如果20年后我的孩子问我

　　2003年3月新疆喀什地震，当时还在《时空连线》做评论主持的柴静，第一次作为记者来到新闻现场。就是这第一次，让柴静确认了自己的“要什么，怎样要”——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新闻。新闻，不是我往常坐在演播室里转述的数据或判断。在这里，它像水一样，劈头盖脸的，无所不在。我的眼睛里、耳朵里、鼻子和嘴巴里，都是新闻。不必小心翼翼地考虑怎么措辞——你问的就是未知，问的是你的欲望，就是新闻。做新闻，最好的位置就是离它最近的地方。”

　　5个小时的军用飞机，7个小时的卡车，到达时是清冷的早上：村口蹲着两个小女孩，在烤火，身边的废墟就是她们往日的学校。跟着她们回家，跟着她们打水煮饭，跟到她们生活里去——柴静发现了她所关心的“灾难的事实”。

　　“是他们被子里还潮湿的沙砾，是漂着腐叶和垃圾烧开了就喝的水；而不是，卡车来了，粮食来了，帐篷来了，红旗小学建起来了，让孩子们从废墟里翻出书包，拍干净上面的土，一副上学的样子，记者们咔嚓咔嚓拍照……”

　　“非常非常兴奋”的5天，每天早上5点出门，3个小时的车到灾区，晚上十一二点再3个小时的车回来，第一次有了记者身份意识的柴静，决定“从此，只相信只表达那些我耳闻目睹的东西而不是被告知的‘应当’的那些。”

　　从喀什回来，伊拉克战争开始，每天坐在电视前面换频道，柴静的“苦闷”继续加剧。“我都在干什么？如果20年后，我的孩子问我，你那时候在干什么？我难道说，我在家看电视，虽然我是个记者？”

　　所以，不久，当《新闻调查》的制片问，非典报道，你愿意来吗？柴静表现得“相当迫不及待”——“当然当然”之后，短信过去再表决心，没回音，急了，再电话去，开口就问“我什么时候能参加”，那边说，正准备开会呢，这边，“一分钟就到”，然后，柴静抓起书包就出门，果真“一分钟就到了”离郁闷的家不足百米的“沸腾的办公室”。第二天报道就开始了。

　　接下来，就有了。电视上，穿三层白色隔离服的，穿梭在人民医院非典隔离区里的，严肃的，提问的，追索的，揭示的，焦灼又镇定的，记者柴静。

　　“每天晚上回到宾馆里，洗脸的时候，都很害怕。都在想，活着，就是活着就很好了，并不羞耻。”

　　今年春天，路过人民医院，柴静进到天井看了看。都还在啊。椅套上的日期停在了星期四（非典期每日更换消毒）。慌乱、恐惧，消散了，像是不曾有过：只有自如的呼吸，只有安宁。

　　“其实——即使我不是记者，我也会拿着笔纸，端着DV上街的。生活是很平淡的，当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你怎么能克制住惊讶好奇，怎么能不留下点印记。”

　　没有哪个记者像这样听她说话

　　“真正的新闻记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主持电台文艺节目出身的柴静，多年过着“闲散的边缘的生活”的柴静，开始“苦练内功”。“仿佛是，以前，你最拿手的就是水袖啊，但这里，没用武之地了。哇，要自废武功，从头来过，从蹲马步开始……你进入了一个新的游戏，游戏规则变了，你要赶紧赶紧！”

　　如今，已经完成了近30个“基本是对抗性”的调查报道之后，在对“质问、咄咄逼人、问到死角”等基本技术熟门熟路之后，柴静开始寻找“既名门正派”又“属于她自己”的表达路径。

　　“比如提问，你应当给被采访对象多大的自由表达空间，尤其是负面人物？记者的公正怎么体现在采访的形式上？”《失却的光明》里，组织医师不当，导致患者失明的残联，柴静给了1个多小时的倾听，没有打断，没有鄙夷，听苦衷听懊悔。采访结束，残联主任哭起来，说，从来没有哪个记者像这样听她说话。

　　“当莱温斯基被问到为什么接受芭芭拉的采访时，莱温斯基说，因为她相信芭芭拉会给她一个自由表达她自己的机会。我也在寻找均衡的尺度，也希望尊重基本的事理人情。”

　　公正意味着形式上的均衡，也意味着耐心。“当你面对谎话，言不由衷的话，要控制，要一样尊重他讲话的权利，要等待谎话自己暴露自己。”比如《事故的背后》，先期调查已证明了药厂的污染，但，负责人仍坚持“绝对没有”；“那我们闻到的气味是什么？”“没有啊，我的鼻子没有你那么灵敏。”……片子到这里就结束了。——“足够了，而没有必要怒火中烧地质问，‘你骗人！你明明闻到了还说闻不到！’”

　　再有就是动态地调查。比如刚刚播出的《心灵的成长》，开拍之前，柴静去了友谊医院的抑郁康复俱乐部三次，每次，就和会员们一起听课、游戏、唱歌、聊天。等确认并说通了采访对象，拍摄开始了，也没有如常规地，让被访者挨个回忆一遍，加个帽串串场了事；而是依旧跟着走，跟到宋禹登台表演那天，和爸爸闹翻、缓和、最后拥抱和解。“呈现一个有介入的动态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是调查的一种形式呢？”

　　但“介入”的分寸又是多么敏感的问题。在《双城创伤》里，柴静，作为调查记者，该不该抹去被访孩子的眼泪呢？在《张润栓的年关》里，她该不该用手语呢？……

　　那里面，是有“我”的

　　“10年。我要好好地做10年记者。”柴静说，“如此”做记者，让她自我感觉良好，“以前的听众观众来信，都很类似，年轻、过得还不错、感情困惑；如今，什么年龄什么阶层什么苦恼的都有。”

　　感觉自己真的“和人民和大地在一起了”，方向感、力量感，这样大的词儿，柴静一丝不苟地，接过来，握紧了，并在平常的日子里，有意识地留下庄重的纪念——每做一个题目，每一次调查，柴静都会从“现场”带一样东西回来，比如：《钟祥投毒案再调查》，一块“责任区办公室”的牌子，从如今已经废弃的当年刑讯逼供的现场拣来，洗干净，放在办公桌上；采访广西一个无罪却被羁押28年的人，一间两米长一米五宽的牢房，水槽上缕成条晾晒的洗得异常干净的衣服，小小的窗外看不到天只有石墙……柴静把监狱的出入证抚平整夹起来……

　　不放弃不抱怨，“要像跳蚤一样，一次次起跳，一次次地撞着天花板——没关系，因为有大量真实需要被发现被报道，有大量的基本功要训练，这样不断起跳，有助于保持思想肌肉的弹性。”

　　如此大大方方地进取并自勉的柴静，剖析自己的动力机制，对于“责任、良心、使命”这样的词儿，非常谨慎，“根本上说，我是对‘真’有顽固的爱好，在求‘真’过程里，发现无穷乐趣。人的恐惧来源于未知；所以，要想各种办法靠近和发现真实。”

　　真实的是庄严的。“在卢浮宫，在凡高的《麦田》前面，我坐了半个小时。爱凡高，爱他的真实——真实的，可能笨重，可能残酷；但是是庄严的伟大的，自有它的温柔。”

　　这个“真”，对柴静，在艺术人生里是“美”，是宽解；在工作里，又常常是“善”，是“不辜负”。《迟来的审判》里，一个负责调查强奸案的刑警，为了劝说试图自杀的被害人，信誓旦旦，千辛万苦地，追讨凶犯追还公正；但当嫌疑犯还是因为“有关系”逃脱了，被害人还是自杀了，“他哭了，非常伤心，觉得自己无法实现诺言，不想再做警察了……”但，恰是这个，一个小小的努力但感到无力的人，让总是“抱着怀疑和否定开始寻找”的记者柴静，感到尊严感到善的存在，“给人肯定和安慰。”

　　真实的魅力，还在于它的戏剧性，“每访问完一个人，都会把这个人的经历在心里过一遍，真的是‘没有比新闻更好的戏剧了’”；还在于“创造”，“你采访谁，不采访谁，你问什么，不问什么，一个片子出来，是有观察者痕迹的——不单单是一个提问的工具，那里面，是有‘我’的。”

　　从文艺青年到新闻斗士

　　“25岁以前，总愿意感慨，生活，啊，像流沙；25岁以后，我愿意蹲下来，仔细观看每一粒砂的温度、湿度、结构、流向。”25岁时，柴静遇到了如下重要的人和事：一位中学教师，援藏30年，患绝症，用照片用文字，自发自愿地走访记录西藏各地各阶层；一位义务为上访者做法律医疗顾问的大夫；一位心里挂记着“要为农民做点事”的大队出纳，后来他做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所以，离开《新青年》、离开“漂浮的过分自在的生活”，“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试图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我的好奇心丰富起来，看世界的角度丰富起来。”从情绪的角度，到人性的,到制度的，知识的……在每一个题目带来的全新领域里，柴静老实地用功，金融、法律、贸易……从一团迷雾到豁然开朗，最是欣喜。比如，因为《涂岭拆迁》而逐字细读《土地管理法》，“天亮的时候，突然明白，开发商是想混淆视听，把旧城改造条例适用到农村集体土地拆迁上！哈，原来是这样！”

　　“角度的丰富”，还让柴静觉得整个人都“放开了”。“原来，我还比较淑女的，听听音乐，喝喝咖啡，翻翻时尚杂志……可是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赤着脚，蹲在土墙上，手里攥着根碗口粗的黄瓜，旁边竟然还有盘猪头肉！”

　　不但吃猪头肉，还要打桌球，一天的采访结束，晚上，在小县城跑土扬尘的大街边路灯下，和三五个兄弟，捋胳膊挽袖子，大呼小叫的 ；出差回来呢，补足了觉，就跑到王府井啊西单啊，新衣服要砍价，“嘉年华”要玩，再捧上大纸杯的爆米花去看《蜘蛛狭》……“以前，我是只看法国电影的啊……”

　　粗砺的、外向的、直截的生活，让柴静不断地发现“新的自己”，“像野生的植物，舒展、疯狂……我成了一个百无禁忌的人。”

　　工作着是幸福的

　　严肃地寻欢作乐，剧烈地痛苦抓狂。柴静，28岁的柴静，常常要恼火，“拜托啊，都10多年了，青春期怎么还不结束啊。”

　　所以，在《双城创伤》里，寻访学生连续自杀的原因，在《心灵的成长》里，与抑郁症的孩子一起游戏，柴静提问，“就像在问当年的自己——少年的心中有多少痛苦和绝望啊”，片子做出来，长吁一口气，“就算是对自己青春期的一个遥遥的致意。”

　　但这告别似乎还远没有结束。就是大前天，在东莞，打网球，换鞋系鞋带的那一分钟，柴静在做这样的内心拷问：你已经28岁了，已经是成年人了，成年人就要有成年人的样子，成年人，就是……你愿意吗？你愿意毫无感受地平静吗？你不愿意！

　　因为“不愿意”，所以总要找个其他方法来“解毒”，工作即是。“我的同事总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给工作赋予那么多意义？”生存、被爱、尊严……柴静说从19岁在电台做主持开始，“工作，就成了最好的治疗”。工作让柴静，在“虚无感周期性爆发”的时候，在逛大街找电梯工聊天以外，有了最重要的出口，“它让我有了参与感。”

　　“有一集史努比讲的是圣诞节，布朗感到很郁闷，就去找鲁西，鲁西开了个心理诊所。鲁西问，你怎么了？布朗说，不知道，我不快乐。你是怕猫吗？不。你是怕楼梯？不。那你怎么了？不知道，圣诞节要来了。啊……我知道，因为圣诞节要来了，可是你没有参与到里面去……”

　　有了参与，有了意义，所以，就会有了瞬间的解脱有了瞬间的平静——也就是幸福。“有一次，出差回来的飞机上——此前在采访《阿文的噩梦》，每天从早到晚泡在妓女出没的街上，每天都阴雨绵绵，头发和裤脚总是浸着脏水——忽然之间飞机穿过了云层，一道金色的霞光射进舷窗，转头看看我疲惫不堪的兄弟们，都睡着了——我笑了起来，然后一侧身，也很快睡着了。”

　　柴静，1976年生。大学时代起任电台节目《夜色温柔》主持，后为湖南卫视《新青年》主持，现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2003年春一线报道非典。另有《双城的创伤》、《寻访艾滋孤儿》、《深圳外贸骗局揭秘》等调查。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他们没有知识分子话题

　　余世存

　　1969年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村，199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搬家工人、看门人、中学教师、报社编辑等。1995年进入《战略与管理》做编辑至执行主编，2000年离职。现为《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作品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非常道》等。

　　-本刊记者 刘天时

　　余世存本人也感到意外——他的书，竟然可以在上市三四个月之内，连续印刷3次，印到5万本还是售磬；而且读者来信、电话、拜访、媒体访谈……各路反馈络绎不绝。对此，他有自嘲、有认真：

　　“本来，从文学的角度说，我是一个纯文学作者；从思想的角度说，我是一个不太通俗的思想者。一些人还以为我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是需要救济的对象。但一本《非常道》改变了我的身份，我原来是一个精神富矿。思想在我这里，不仅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形式，而且是一种为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是的，这本让余世存“不习惯从此被称为畅销书作者”的书，名为《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黑封皮290页32章，收编了中国近现当代以来各色人物各方情境下的各自言论上千则，它的“编者”余世存为了它——“花四五年时间，抄卡片几千张，读了上千本传记，而且有很多是很糟糕的传记。”

　　“我还记得，无数个夏日，屋子像蒸笼一样，我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得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流眼泪。”

　　被贵州中学生说“很好看，很八卦”，被北京网友称“枕边书”、“如厕书”，被书评家评为“历史入门的索引”、“新版《世说新语》”，被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嘉许为“抵十年的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被出版界揣测为“后现代出版的典范”，……“编者”本人的居心就更不简单了——

　　“我想通过这本书重构一种人性化的历史观念。我编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我是在试图用我心目中的正义恢复历史正义。我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回到了人性本身，而现存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史都是宏大叙事，回避了人心。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提高我们对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有助于提高我们对自己生活和做人的信心。”

　　“类人孩”文明及“成人礼”

　　人物周刊：《非常道》本来是一本阐释您的文明观的理论性著作的注解、例子。探讨文明观，您认为是个非常迫切、非常针对现实的话题吗？

　　余世存：今天的中国人未必有多少说得清自己有坚实的文明观。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必然的现象，即大部分人是生活得不自觉的。中国知识界也没有提供像样的答案，文明的认同问题下移到社会，在相当多的社会青年那里简单化为低水平地重复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狭隘民族主义。谈文明观，就是希望能够从文明历史的角度为当下中国正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和它的人民处于什么位置，它在文明史上的地位是什么。

　　人物周刊：您的文明观与已有的各种说法有何迥异之处？

　　余世存：迄今为止的文明观念，多是从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或生产力等角度出发阐释的，如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论模式。

　　我理解的人类文明，是跟人类个体异质同构，即个体的生理心理的成长发育，适用来解释文明单位的发展。这些文明单位，家、国、天下、部落、种族、宗教、文明，其发展状态跟个体的人生状态相似。人生有蒙昧童幼时期、有少年青年时期，有成人壮年时期，有老年时期，文明的发展也会经历这种人生阶段；反过来，文明的发展状态比如孩子时期或成人时期，又决定了文明个体的生存状态，既决定了个体的心智结构，又决定了个体人身权利的大小或多少。前一阶段的个体往往无能认知后一阶段的人生，所以像歌德、托马斯·曼这样的人都曾经以为世界大事他都看过了，而福山也以为历史终结了，中国人更以为小康生活比自由民主生活更温暖更幸福。中国的农民会以为毛泽东进了紫禁城，生活就是天天吃芝麻烧饼；而落后民族以为现代文明就是好莱坞加可口可乐加迪士尼。这就像孩子对成人世界物化或美化一样。

　　人物周刊：您在不少演讲和写作中提及“类人孩”这个您自创的概念，并以此形容中国社会、人心的种种不太高级的、可怜的状态。这个“类人孩”，概括来说，有什么特征？

　　余世存：不仅是中国，未经革命洗礼的前现代国家的普遍状态，都是类人孩阶段。绝望的非洲大陆、心灵封闭的文明伊斯兰世界、四五百年来的中国，都少有文明的新生、重建和创造。

　　只要看看我们自己、看看孩子，就可以明白类人孩们的心智。类人孩们没有自我意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对世界的认知极为主观、想当然。他们没有是非认知，中国崩溃论在他们听来是有道理的，中国繁荣论在他们看来也有道理；拿破仑在台上演讲时他们觉得拿破仑讲得很好，当跟拿破仑对立的斯诺鲍上台演讲时他们又觉得斯诺鲍讲得很有道理。

　　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也就不是一个正常交往沟通的主体。类人孩们因此有沟通障碍，类人孩们不习惯演讲、表达，比如我就是。类人孩们不愿参与公共政治，不愿参加户外活动，他们愿意献计于密室，他们愿意做鲁迅说的二丑，做奏折派。类人孩国家内部有无数的土围子或封建王国，对外也不能正常理性地跟人打交道。类人孩是一种既不充分社会化又不充分个体化的社会现象。

　　类人孩的人格是依附性，他们崇拜暴力、权威；类人孩们的权利意识是模糊的，权利不受保护。比如北大老师在改革的名义下就无力保护自己的劳动权利。相应地，类人孩国家的权利意识也模糊，传统文明中的国家政权没有主权观念，政权可以拿国民财富为所欲为，西太后说过，量中华物力结与国欢心……

　　人物周刊：您的这个学说里，文明成人路在哪里？

　　余世存：文明单位和个人如何从类人孩状态进入成人状态？西方文明的成人经历，最为关键的是，以革命的形式为自己施行了成人礼。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先后爆发，给西方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限权力即专制政治的被抛弃，权力有限性被公开确证，文明个体生命权利具有了公共获取方式。我们目前是小康话语的指导下小修小补地过日子，成人的道路还是很漫长的。

　　不苟且的人生

　　与在中国生活的正义

　　人物周刊：“类人孩”说法里、您的其他文字里，都有很大比例的对现实的批评，这批评指向体制、也指向国民性，措辞严厉，情绪悲观。比如，“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中国确实在现代认知、治理能力、社会秩序、精神信仰等方面严重滞后，中国确实曾沉溺于发财主义的硬道理中去，有着吃了几天饱饭而令世界震惊的民族主义的狂欢表演……”你是如此愤慨不平。

　　余世存：要知道都市生活娱乐不是人的全部。而中国人的大部分都在一种战争状态里。在一些人看来是新新人类后后现代的生活，在大多数那里还在挣扎、争取。那并不是和你我无关的生活。就像一位牧师所说，“最终你会独自面对、屈辱地面对一些恶”。

　　人物周刊：您还嘲讽“用小康思维想事”。在您看来，在中国什么人的生活不苟且？

　　余世存：那些能让我们想起恢复并保证了我们时代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的人。比如大批的志愿者们，比如一个网名叫“镜与灯”的女孩，创办了“希望之光”，救助穷困失学的孩子，完全民间，非常成功。还有那个累死的教师萧亮中。职业选择的分别不是问题。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职业选择、生活方式才是正当的？如何实现您说的“在中国生活的正义”？

　　余世存 ：什么是我们的正义原则？很多人都会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但是，罗的第一正义原则是机会对一切人开放，当我们的社会没有这个前提时，人怎样做才算符合正义？

　　我的答案：之一是，同情——被人批评为“太抒情”，据说“9·11”后的美国女大学生们就把同情看作人性最好的品质；之二是，成人革命，比如希望更多的企业家们向社会资本家转化，而不是纯粹的商人或货币资本家；之三是，对农民进行反哺，在文教卫公检法等领域大面积地对农民做补偿。

　　人物周刊：同情……对弱势贫苦人生的饱含感情的描述和权利声张，一直是您的一个主题。

　　余世存：那些挤在火车上的无人闻问的中国民工们，其生存世界跟小康心理是很不同的。我们听说的一个民工自焚，一群矿工遇难，一个下岗人员为匪为盗，等等，都是这种生存景观里又有一些人没能顶住一口气而永远地沉没。我不过在他们中间而已。

　　中国的繁荣或对一部分人而言的幸福生活，却成为下层民众生活的障碍，这种障碍有如铜墙铁壁，下层人民不得自由，少有机会。多年来，正是出于生命的一口气，中国的农民们才会有以头撞墙，撞开了土地制度、城乡制度的部分城墙；中国的年轻大学生们，志愿、环保、扶贫，试探民间社会的生存可能；有良知的媒体报道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罪恶，从而检验了一个社会的恶法恶行，才给了众人更多的发展空间。我就在他们中间。

　　人物周刊：“革命”也是您喜欢提及的一个词。这个在当今不太受欢迎的敏感的词，会引起很多动荡、恐怖的记忆和想象。

　　余世存：我所呼唤的革命，是这样的一种全民革命，并不是阶级革命，更不是复仇造反。我理解的革命，不是煽动人们内心的仇恨，不是放纵人们内心的情欲，而是激发每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尊严，良知，关爱和自觉。孙志刚事件中，如果能够出现一个独立的民间调查委员会或善后委员会，就是我说的革命；三农问题的专家和众多志愿者中，如果能够像对日索陪一样，出现几个志士或机构，开展要求政府赔偿农民、艾滋病人或其他受到盘剥和不公正待遇社会阶层的活动，就是我说的革命；提倡以法治国的学者中间，如果能够出现一个独立的护宪委员会，就是我说的革命；及时公布贪官污吏，胡作非为的商人，帮忙帮闲的学者，并建设某种审判和惩罚机制，就是我说的革命。

　　人物周刊：您谈到很多美好设计，比如反哺农民，很多人会认为那是政府政策的事。

　　余世存：西方有本书《圣徒的营地》，说是一帮人在海滩边玩耍，突然看到海面上黑压压的——这些用减肥药、健身的人看到了无数涌来的饥民。把人赶走，他们不忍；把人留下来，他们的生活质量要下降……他们犹豫徘徊。在我们中国，我们的城市居民应该让我们的农民兄弟住下来，应该让他们习惯地住下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的市民只是默许了某些政策的不义。

　　知识分子和体制外生存

　　人物周刊：在您的批评里，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是最经常也是最“狠”的，您甚至直言，“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民族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立言没有给民族转型提供思想资源或者人生哲学。”为什么对自己所处阶层这样鄙夷、不留情面？

　　余世存：我也是知识分子，我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他们没有知识分子话题。

　　我内心很分裂，其实我只关心两个人以内的事。即便是现在我也经常怀疑自己，从人性的角度，绝对应该跟犬儒知识界决裂，但我没有勇气。

　　人物周刊：知识分子是应该更多质疑，还是更多地顾问？知识分子和权势的关系，您怎么看，您的个人选择是什么？

　　余世存：鲁迅那篇《流氓的变迁》一文，写尽了中国思想者的可怜。他说孔子、墨子都有主意，可是要外求人主，这一求，就使知识、道统或价值再不能独立。这和西人传统不一样，西人传统是站在一个基点上，审看政道的。我们的新左派嘲笑国内自由派跟政府结盟，是有道理的，因为自由派这么多年确是在为秩序做注解。

　　真正的知识分子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当然是希望做“真正的”，但还是有些问题，比如文人的趣味脱不掉，还有如何担当的问题——担当最难，每一步都是考验。

　　人物周刊：2000年您离开《战略与管理》之后，就没有——也是您主动拒绝，在任何一家单位供职，而作为自由撰稿人，您的文章也不是非常受一般大众媒体的欢迎。您也自称是“体制外生存”。您觉得您的这个姿态的意义是什么？会有多少人注意在意您的这个姿态？您鼓励年轻人做出和您一样的选择吗？

　　余世存：要生存在体制之内就得按体制的需要说话。而体制话语即官学，我不能忍受。人还是要找到他自己，要自我规定。

　　体制和反体制的体制，都不喜欢我的言路和思路。我不鼓励，我说还没有示范性。我只希望人们在交往时能互相给予足够的尊重，能够不用世俗的成功来打量我们。我喜欢北漂中的人说的——对那些主流社会认同的生活标准，我们早就放弃了。

　　人物周刊：2003年非典时期，您有一封给友人的信《生活的压力确实过于艰难，过于沉重》，其中流露了经济上的困窘、精神上的孤独。您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顶着一口气的人，什么时候，这口气顶不住了，我也就完蛋了。”这些，如今仍是挑战吗？

　　余世存：我是发了些牢骚。直到去年也还有难过的时候。现在还好。

　　人物周刊：有评论说“余世存生活在异己力量的巨大压抑和包围之中”。看您的《在中国生活的心灵》，悲情又焦灼。如果这些就是您的内心生活，也似乎是您的选择，您何以这样地决绝——对自己对别人对“越来越好的”生活，这样不依不饶呢？

　　余世存：也许是自己有洁癖吧，唯美主义或完美主义吧，或者是年轻的志愿者们说的，不爽。

　　人物周刊：这和所谓的少年的梦想有关系吗?还是后来读书读来的清高愿望和情怀呢?

　　余世存：想想你的父母兄弟一生的努力都无能知晓你所享用的人生灿烂，那是怎样的一种大恸！

　　人物周刊：您曾说过，大学时期，“家境不幸以及对自己的怀疑引起的恐惧忧患多于学习的乐趣和生活的愉快”。您的家乡还有类似那里的贫苦低微受辱的人生，一直让您心里过不去吗？

　　余世存：是的。

　　“是的”！这样一个因为“不忍”、“不爽”，所以“异端”的余世存，是这么安然这么清澈地“规定了自我”——他就是他故乡的赤子，不肯离开、不肯失忆。

崔卫平

　　江苏盐城人，1984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艺学硕士，现为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政治论文、文学理论和批评、当代东欧思想文化。著有《积极人生》、《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正义之前》等，译著有《布拉格精神》、《哈维尔文集》等。

　　如果我们从自己的生活开始，从自己身上铲除种种极权主义的种子和阴影，为了下一步来临的生活将自己首先调节好准备好，这样的举动当然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本刊记者 刘天时

　　8月21日，崔卫平在“世纪沙龙”上发了一篇名为《给法律提供援助——公共表述的自由与责任》的帖子。此文除了表达对新近热点事件的继续关注，亦是对自己和同道们的“关注”行为本身的解释、确认、坚定和自勉。

　　按照崔本人的说法：网络讨论本身，就是一次“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第一，通过对这件事情的表述，明辨、加固及深化我们社会生活那些必不可少的价值理念，维护和培育我们的共同价值，比如免于被强制的自由、保护私人空间及反对告密、程序的透明与公正等等；第二，公共表述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能，是让更多的意见浮现出来，培育和发展不同看法即差异，将公共平台做大，让公共生活更加具有包容性，扩大我们头脑和思想的边界，使得我们的理性更加健全，思路更加开阔和富有弹性。

　　我们所知道的崔卫平，她关于“生活在真实之中”的“自由言说”，不是偶一为之的，而是一以贯之的活跃——报纸专栏、演讲、翻译、写作，反应迅速、切中现实。而这位教授的文学背景、女性身份，又为她言之凿凿的理性形象增添了几分情义切切的风度。

　　从哈维尔开始

　　早年活跃在先锋诗歌小圈子里的崔卫平，近年来，她的名字与“公共”联系起来，很大的原因是：她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作品在中国大陆的最早的翻译者和引介人。而这个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流传甚广反响热烈的《哈维尔文集》，对崔本人，亦开启了一个新的航道——她批评的笔触开始由彼及此，更多地涉及正在我们呼吸之中的，政治思想、公共事件和日常生活。

　　转折是在1993年。1993年之前崔卫平的精神生活里没有“哈维尔”这个名字。

　　“我不好意思说，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我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向我特别谈起他，或者谈到过但完全没有进入我的耳朵。从中也可以看出我的确不关心政治——这不是什么优点。对于东欧或这个世界的其他什么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无力关怀。”

　　“完全偶然的”，从朋友扔在自己家中的旧书堆里，崔卫平翻开这样一本书——

　　“写书的这个人说，虽然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甚至他‘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不喜欢一种意识形态，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比这种意识形态所表达的要‘复杂和神秘一千倍’。他所用的‘神秘’这个词吸引了我。接着我又随意翻开另外一页。那上面写道：‘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他就是这样表达的。犹犹豫豫，但又是一种肯定的表达。我深感惊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我本人对生活的感受表达得这么清晰？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就这样，一位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的外国的革命的总统的书，开始浸入并澎湃起文艺学者崔卫平的头脑和心脏。

　　1994年，崔卫平趁肺结核在家休假的时间，开始了翻译哈维尔这样一个“出于个人兴趣的”、“为朋友义务的”、“节外生枝”的工作。

　　“记得翻译1975年他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的长信时，我是在阳台上搁一个小桌子工作——我的病需要晒太阳，一面忍受着难以喘息的肺部，一面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深呼吸，得到充分的吸氧。”

　　对敏感的知识女性崔卫平，这“精神的氧气”——哈维尔“对实际生活既有深度又有覆盖面的批评”，切中肯綮，直指“精神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

　　譬如：正常稳定基本的生活背后，是正在忍受着的它随时可能失去的威胁，得不到保障和恐惧是人们许多反常行为深藏的动机；为了基本生存而挣扎的生活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内向，只关心自己的住宅装修及选择哪一种牌子的电冰箱或洗衣机，生活被降低到“蔬菜和生物学的水平”之上，利益驱动是人们行为惟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我们公开地被贿赂”，在“阻力最小的方向上释放自己的能量”，而不去并且不可能意识到他在精神上、道德上、人的个性发展及尊严上被侵犯的程度……

　　而最让崔卫平心仪的，还是哈维尔的“平衡”。以没有学术气的注释和引文的大散文体，细节完整地呈现捷克的社会生活。理性与感性和谐，局内的深切与局外的清醒同在。“他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又是一个行动者。是英雄，也是歌颂英雄的诗人。描述这个世界，并参与其中、提供生长点。”

　　哈维尔于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个变革方向的参照系，亦有精神力量的感召——这个“意义”，重要、美好、绝不轻松。对引介和转述者崔卫平本人，也是如此，她开始了从艺术到政治、从自我到公共、从女性到世界的更现实的关注和“忠直”的发言。

　　她们的捍卫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读她的文章听她说话，我们会注意到崔卫平所思所想的另一条隐约的线索。在这条线索里，与我们最经常照面的有这样一些可爱女性的名字：汉娜·阿伦特，犹太裔哲学家，为老师情人海德格尔抛弃、独立发奋、以德报怨、在二战前后为犹太人的苦难和正义奔走呼告；林昭，中国右派、狱中血书写诗抗议、被枪毙、家人被收取5分钱的子弹费；贞德，法国女英雄，家国危难、沙场激战，被叛军出卖、被宗教法庭烧死。

　　这些女性，崔卫平叙说里强调和赞许的她们，都：美、真、爱、烈，冲破了幽闭的“小我”，走在明媚自由的“大我”的光荣的荆棘路上。

　　在最近一次与女儿的对话里，崔卫平更是对“女英雄”、“圣女”的本质和价值，娓娓道来——“她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她们是用头脑来面对现实，是自己独立地、不人云亦云地进行思考。在人们众口一词，不由分说的时候，她们能够坚持一个自己看到的真理，而且把这种真理和自己的血肉生活结合在一起，最后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真理并不总是需要以走上绞刑架的惨烈方式来坚持，崔卫平一再说起的“女英雄”可以不是贞德不是张志新，她们的捍卫“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她们只是“恰当的她们自己”。

　　“良知不是只有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或者有关国家、历史的问题上才能体现出来，它化解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上。良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视察，是由自己来审定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仅仅只是分寸问题。一句话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一个神情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良知是使一个人获得自己不大不小的尺度：他不比自己多，不比自己少；不比别人多，不比别人少，恰如其分地正好就是自己。无论是鄙薄别人、蔑视别人还是自轻自贱，都是失去分寸，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涂改着事情的原样。”

　　坚持但并不盲目，高调的受难并不意味着无法应付日常生活的蹩脚，崔卫平诠释的女英雄们绝不突兀，她们不但很有“分寸感”，而且比谁都“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比如人们都说林昭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她是个很有美感的人，她穿衣服很好看，她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知道尺度的人，而不是‘荒原中的英雄’。再比如朋友们都说她有情有义，并且不止一个男人对她产生爱意，说明她也是很自爱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自爱的人才能去爱真理。在做那些常人不能做的事情之前，她的个人生活是比较结实的，较少漏洞的，她对自己始终有一个较高的评价，而不是只在重大事情上才交出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说她心气傲，那是因为她谨慎而完美地完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我更愿意称自己是

　　“精神劳动者”

　　作为女知识分子的崔卫平，当她偶然离开书桌，从“谨慎而完美的日常生活”中转身——满目疮痍，亦是无可回避的良知的召唤。

　　“1997年9月我因一点小事住医院4天，8个人的房间里，6个人皆为普通工人或一度是普通工人。我听她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为她们的生活状况感到十分震惊。下岗、待业、缺少职业培训、较低的工资、疾病以及家庭其他成员的疾病或死亡……她们当中的每一位开完刀回来，我就用床单捂着头脸偷偷地哭，听见她们的呻吟使我泪流满面……我本来是属于她们之中的一员，当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她们的疼痛和不幸，我知道我自己无疑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如果有可能，或者我自己更应该创造机会，去帮助她们，替她们呐喊或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呐喊或者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冷静下来的崔卫平重新回到书桌前，她当然知道她的本分更在于“讲述现实”——“对现实有现象之下现象之间的结构性把握，然后讲述这个结构。我甚至把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的讲述者)当作我的楷模。思想者，首先是一个叙事者。”

　　而即便是这一“担当”，崔卫平也相当“有分寸”，警惕“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幻觉——

　　“与‘知识分子’相比，我更愿意称自己是‘精神劳动者’——不过是社会分工不同”；“我很自豪的是，我是一个整劳力”；“我是一个实务主义者——你见到油瓶子倒了总要扶吧”……

　　“自我定位”如此地“低姿态”；长于“锐利的政治社会评论”的崔卫平，在所谓的政治社会理想方面，其实也并不激越。

　　它是个人的。“把任何将从个人彻底无力和屈辱状态中解放出来、不再自欺欺人、不以自己的混乱去增添环境中的混乱的行为都看作政治性的。马尔库塞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全人类’，即只有打碎自身的精神枷锁才能将世界或周围的环境改变一点点。哈维尔说‘生活并不在历史之外，历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如果我们从自己的生活开始，从自己身上铲除种种极权主义的种子和阴影，为了下一步来临的生活将自己首先调节好准备好，这样的举动当然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尽管这和传统的‘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

　　它是业余的、女性的。“很可能作为一名女性，作为几千年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一名从来没有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考虑问题的其他某个领域的专家，由于不受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框架的限制，对今天的政治可能有着更好的直觉和认识。关于下个世纪的政治，我真的想说，它将带有更多的‘妇女儿童’的色彩，更多的是保护性的：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生命、保护所有受不公正待遇和判决的人、保护不受保护者，保护人类的文明传统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这个地球，等等。”

　　要多少好东西

　　才能造就一个人？

　　回顾“精神成长历程”，崔卫平的记述不多时代的酸楚或荒谬的烙印，多是一个敏感个人的自然自主自由。

　　懵懂童年。“‘文革’的影响”，让崔卫平对“大街上的事”、外部世界，开始感兴趣。1968年父母下放，与长一岁的哥哥独立生活一年，上学、买菜、做饭、洗衣、生火炉、挖防空洞、庆“九大”……，“自豪，感到世界不是疏异的，是可以把握的。”1969年随父母到农村，“大自然的丰富神奇开启了我的感受，周围普通人的聪明让我有了持平的视角——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生活的智者。”

　　求知若渴的少女。还是与哥哥一起，读马列、黑格尔、鲁迅、托尔斯泰，没有生活忧虑的少女，天寒地冻也要讲哲学，彻夜不眠也要谈真理。还有美，“舞会上的安娜”、“旋转的天鹅绒黑礼服”……

　　然后是高中、大学、研究生，读书、陷入混沌，再读书、再陷入混沌……自称一直是“灰色人物”的崔卫平，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收获主要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艾略特、叶芝、庞德、卡夫卡、加缪……一方面这些名字变得耳熟能详，另一方面，崔卫平注意到战后思想中复杂的视角，“爱与正义的问题、人性恶问题开始有了讨论。”

　　接下来，“最关键的一年”，1988年。“1988年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是浓重的一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对于我是一个换血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论掌握了怎样的时代最强音，他都没有一点比他的其他人类同胞优越的理由，他不应违背最基本的人类良知；比较起种种不同的救世方案、高谈阔论，俄罗斯大地上的积雪、那些泥泞的道路，风雪的夜晚死在街头的人们更为值得关注。”

　　第一次，“真正把读的东西和我们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第一次开始怀疑“为了革命理想不惜弄脏自己的手”；第一次，从一个世纪前的一本小说里找到了“反思当下境遇的角度”。

　　这一年，崔卫平32岁，已经当了妈妈。这一年，崔卫平感觉到自己的思想终于着陆，开始了新的生长点。

　　这之后是哈维尔，还有阿伦特。读阿伦特时，崔卫平正值个人生活危机之中——她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瓦解，阿伦特不但提供了“克服虚无主义、超出个人视野，重新回到‘世界’中去、站在公共生活中去”的榜样，而且，这位女斗士关于“政治之前”的思考也似乎增添了崔对“业余的”、也是“本源的”政治的兴趣。

　　再然后，就是如今：婚姻生活有了幸福的新开始，事业声望日渐稳健开阔。她，崔卫平，“哪里还有怨言”？——“争取自由是莫大的自由，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紧张、焦虑、眼见着转机又消失、再出现……一个有世界意识的人，当然要有历史感。我们的前辈，比如顾准、林昭，他们的受难给我们打开了空间，他们的牺牲给争取自由的人提供了起点。在他们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我无比充实。”

　　1978，和哥哥在一起。哥哥是她青少年时期谈话最多的人

　　1995，和女儿在大草原上 图/受访者提供

回大遐

 

１１月４日至５日，我在大遐马场停留了２４个小时。
　　大遐的全称叫吉林省乾安县大遐畜牧场。大片的盐碱地，斑驳的草场，严寒的气候，闭塞的位置，大遐被称作“吉林省的北大荒”。
　　我２５年前在那里出生，１９年前随父母离开大遐回城，再不曾回去。
　　这一次我是和我爸爸一起回的。其实，大遐对于我爸爸来说，有着更为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意义；而我，一个６岁小孩，眼睛和心灵的经验就像ＭＴＶ一样不可靠。
　　爸爸则不同了。１９６８年他和我现在一样年纪，２５岁，大学毕业不久，孤身一人，没有不良嗜好，讲卫生，有精神追求，以为自己是命运的主人；十年后他离开那里时，却已经头发半白，棉袄上多处烟火烧焦的洞。这十年间，他放过马，在食堂做过饭，帮场里架电话线，看菜园子，还在场中心学校当了５年老师。
　　现在爸爸要和我一起去大遐了，这一天早上不到６点钟不到，我们就出发了。
　　爸爸很兴奋，脸一直侧向窗外。虽然是一闪而过，爸爸却能自信地指给我“ 原来的高粱地”、“原来的大车店”……
　　我和爸爸到大遐时正好上午９点。我们来到场部招待所，放了行李就出来逛。风好大啊。
　　原来的供销社大概是黄了。锁着。新冒出不少叫“蓝梦”或“紫薇”的小卖部。以前的供销社可不一般，红砖铺地，洒着水，柜台高高的，又甜又香的味，像卫生球，又或者是水果糖。大人都爱去那儿溜达，更别提我们小孩了，据我妈妈说，那儿售货员的举止打扮是全场姑娘媳妇议论和模仿的焦点，我还记得我因为想吃糖，就跟妈妈说肚子疼，让她以为我肚里有虫子，于是给我５分钱让我来供销社买塔糖吃。
　　原来的房子不见了，在那个位置上，是另一所砖房。大门也变成铁的了—— —原来是木栅栏的，中秋和正月十五的晚上，我姥爷率领我们在每一根圆木上点一支红烛，希望天亮以前风儿不要把她们吹灭，那象征着一家人的好运气。现在房子几易主人，而我姥爷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
　　现在房子的主人叫程金山，场里的农工，媳妇王英也是。他们包了场里５６亩地，基本都种了玉米，年收入有五六千。有一个上初一的儿子。此外他的财产还包括长虹１８英寸彩电一台，一头猪，九只鸡，５只鸭，一台小四轮。园子里的杏树还是我们当年栽的，据说每年杏子多得都“吃烂”了。
　　从程金山家里出来，我和爸爸兵分两路。他打算去看看“瞎老高”———— “瞎老高”也是爸爸当年的同事，除了下象棋，他还以能吃著称，如果放开吃，一顿饭，八个馒头没问题，２０来年过去了，不知道他尚能饭否？
　　我则决定去找丁大闺和王老换，她们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儿。丁大闺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她，她妹，有时候还加上个又哭又闹怎么也甩不掉的小弟弟，常来我们院子玩鸡毛信。他们一家被叫作“小山东”，我每次去他们家，她妈妈都在摊煎饼，丁大闺的妹妹二闺每每试图偷一块，都被她妈妈机警地发现，持锅铲在院里追打。
　　一进院，就看见了大闺妈妈，她和蔼可亲地拉我的手，叫大闺看看谁来了— ———她基本上是个老太太了。大闺正在厢房灶上烙煎饼，坐在我们当年围着她妈妈的板凳上，长得很漂亮。
　　丁大闺原来叫丁志芹，和我同岁。丁志芹初中毕业就不念了，花了３０００块钱人情费到县里纱场当女工，去年经人介绍和县里一青年结婚了，此青年家境不错，干个体，倒水果，丁志芹也就不上班了———她怀孕４个月了。
　　一边嚼着丁志芹摊的煎饼一边约了她找王老换去。老换前面三个姐姐，她爸妈急迫地想要个小子，所以随便这么叫她了。我记忆里的王老换有这么个段子：她是我舅母班上的差生，我那毫无爱心的舅母常常当众取笑于她，让她用“美丽 ”造句，老换脸涨得通红，憋出这么一句广为流传的笑柄“我美丽地劳动”。７岁的老换确实很爱劳动，不但承担着家里两头猪的口粮（猪草），而且就是在小伙伴里她也一马当先，帮这个洗衣服，帮那个捡牛粪……
　　听丁志芹说，老换上学之后起了名，叫王玲。王玲小学毕业就没再念书。结婚好几年了。她嫁的人不大好，什么活都让她干，还揍她。他们过得很穷，辗转好几个地方，也没挣到钱，最近又回了大遐。去年冬天，一家三口煤气中毒，差点儿没救过来。
　　丁志芹也是几年不见老换了，找不准哪是她的家了。正在徘徊，只见前面院子里一个紫衣妇女放下手里的玉米，扯着一个试图在她胳膊上打秋千的胖孩子，乐呵呵地走过来，在我俩面前站定，“刘天时！”————无与伦比的老换竟然能叫出１９年前的小伙伴！
　　王玲———老换，依然是粗壮有力，头发枯黄，任劳任怨。接下来的４０分钟，她把我们往屋里让，她抢先一步抄起笤帚扑落炕，她翻柜厨找茶叶（没找着），她粗暴地梳头，她翻箱子，从一堆破烂衣服里捡出她结婚时穿的外套，她和儿子斗争———她试图给他洗脸，他坚决不从，她揪过他来，他踢她，她扇他耳光，他挣脱了，钻到水缸后头朝她扔石头，……她终于成功地抱起了嘴里嚼着一分纸币的儿子，并以毛巾飞快地在他脸上搽了一下，她一边拽着我的手———我正在摘她头发上的草棍和谷壳，一边将儿子的脸扭过来对着镜头，她没有忧伤，她说“照相啊，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
　　从老换家出来和丁志芹互留了地址，一个人往场部走，路边有刚刚放学的小学生，看见我挎着相机，就笑嘻嘻地停下来，我给他们一一照了相———我的心里充满了无以慰藉的温情。
　　晚上的大遐风停了，十分安静，天上有数不清的星星。我和爸爸住在场部招待所———２１年前爸爸来大遐第一个晚上住的那间。快睡着的时候，忽然听见爸爸说“瞎老高”身体不大好，胃还有什么别的内脏给切除了一半。
　　第二天，我和爸爸坐在汽车里，离开大遐。我们都很安静。我突然想，以后也许不会梦到什么……的故乡了。

章含之：不堪回首的1976

 

2006年的第一天，北京雪后晴朗的上午，章含之在回忆30年前的往事。她一边回忆，一边表示，1976——是她最不想回忆的一年。因为那一年，对她来说，“非常沉重、非常压抑”，“没有任何欢乐可言，没有任何轻松可言”，仅只意味着——“悲哀、压力和灾难”。

 

　一张纸条改变命运

　　那一年没有节日。“不记得新年怎么过的。大概也就是愁吧。年前已经开始批邓，刚刚点燃的一线希望又熄灭了。总理已经病危，外交部老干部的命运难测，乔冠华最让人担心。以老乔一贯的脾气性格，如果总理离去，没有赏识了解他的上头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啊，接下来的事情……果然！我真的不想回忆了。”

　　章含之不想回忆的那一年，是她个人家庭、她个人家庭背后中国之命运，急剧变化的一年。1月周恩来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垮台，而10月她的爱人、外交部长乔冠华因为“倒向四人帮”被贬斥。

　　1976年前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变动之中，乔冠华与“四人帮”、与毛泽东、与华国锋、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与谁的利益更契合、与谁的立场更接近；他在哪一件事情上哪一个时段曾向哪一方倾斜；在坚持和摇摆之间，是出于灼灼信念还是无奈的自保；……还原30年前中国高层政治圈内秘密、复杂、微妙、朝夕变化的派系关系，就现在的圈外人来说，还有多重的“不可能”。

　　而当年圈里人——章含之，这位当年的外长夫人、中国最活跃的外交官之一，她当然一方面坚信丈夫的清白无辜，蒙冤遭陷(后来她曾为丈夫的冤屈寻找证据)；另一方面，30年时光流逝，洗涤愤懑，让悲哀清澈，如今70岁的乔的未亡人，她说，她相信“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命运的安排！按照章含之的回忆版本，这“命运的核心”是“一张条子”。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华谈到批邓工作，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于是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写了个字条，上面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看了条子。乔问什么意思，华就说了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的允诺。乔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而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让华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

　　章含之确信正是“条子”带来了厄运，“至于其他，比如说老乔不批邓、借刀杀人，后来又说老乔倒向‘四人帮’批邓，那不过是说法而已。事情是同一个，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释。”

　　什么都是政治

　　时世荒谬、命运难测。章含之说，在那个没有一点安全感的年月，什么都是政治——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穿衣打扮都要小心谨慎，甚至女人爱美都要藏藏掖掖。

　　说到穿衣。是要说一说穿衣，说说30年前这位章美人的美，以及为了美的小小的努力。那是生活最基本的微小乐趣；那是压抑惨淡的回忆里，明灭的惟一亮色——我们要请眼前这位老人，这位当年非常美丽的女人，说一说她是怎样美的，怎样突破丑的封锁的。

　　“当时从事外事工作，每次出国前，都统一到红都时装店去做衣服。红都不是一般人能去的，要么单位开介绍信，要么就是高干子弟。红都是惟一可以挑料子的店。说是可以挑，其实也就那么几种，蓝的、黑的、咖啡的。样式呢，就更没什么了，甚至男的女的都没什么区别。

　　“说到这个，还有个笑话呢。有一回，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开会出来穿大衣，吴桂贤(女)和姚文元穿错了，竟然穿了对方衣服，到后来发现口袋里的东西不对。

　　“我呢，总想有点变化。我记得去联合国开会那一年，我选了一块没人选的翠蓝的料子，样式上也动了点心思，比如，掐了点腰，方领子改成圆领子，最最过分的是，我还加了个可以拆卸下来的灰皮领，翠蓝配灰，很好看……

　　“发型呢，当时也都是北京饭店做的，一个样。我呢，还是稍微变换一下。结果，哎呀，据说，有人去做头发，专门点名要做‘章含之发型’……

　　“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当然要批评了，说我标新立异。我还有更‘过分’的呢。大会堂大厅衣帽寄存处边上有个镜子。每次存了衣服，进会场之前，我总是在镜子前照照，整理一下。这就不得了了，成了罪状了，说我资产阶级作风。但我不明白镜子如果不是用来照的，放在那儿干什么……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什么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一直身处政治旋涡之中。可是30年后的今天，章含之，却怀疑自己原来对政治茫然无知。

　　“回过头来看，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懂政治的，是不可能懂那个时候的政治的。老乔也不在行，他也是个性情中人。而在当时，搞政治是要懂很多技巧和手腕的。很多事情，我们当时以为是懂的，还非常认真，非要较个劲。

　　“真是挺复杂的。我们稀里糊涂被弄得团团转，你以为你是在捍卫什么，你以为你是在反对什么，可是后来发现都不是那么回事。

　　“最后把老乔赶下台，说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是毛主席说，乔冠华借刀杀人。毛主席真会这样说吗？他怎么会这样说呢？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毛主席对我们特别好……

　　“我是多崇拜毛主席啊。1976年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悲痛万分，以为天要塌下来了——那时候人真是那么想的，包括我自己。毛主席真是我们心中的神啊。你怎么可能怀疑神？如果有问题你想不通，你不会怀疑是神的错，而肯定会认为是自己的错，是自己思想有问题。”

　　但是1976年之后，章含之还是迷惘了。

　　“比如，我们有个在军队的朋友，‘文革’时被抓进监狱。先让他交待怎么反对林彪的。他是林彪的部下，怎么能反对林彪呢？但是不行，他要交待。于是他冥思苦想。等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反对’林彪的证据，关押他的人又不干了，改让他交待如何协助林彪谋反叛乱的。他赶紧否认，说，不不不，我是反对林彪的。可是这时候人家不准他反对林彪了。他想来想去，忽然有点恍悟——哦，是不是外面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林彪出事下台了？”

　　人生轨迹错位在哪里？

　　章含之的惘然里，有对过往岁月里周围世界的迷惑，也有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怀疑。

　　1971年，章含之在毛主席的钦点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进入外交部，到1976年受乔冠华下台牵连离开，对于那风光短暂的5年，章含之如今的自我评价是复杂的。

　　“当然有幸运的一面，比如参与了像中国加入联合国这样的重大的外交事件，新闻纪录片也常会有你的影子……；但是，这风光背后的苦衷谁能理解？我可能还是走错了路。我这样的人，可能最适合的还是留在学校里。”

　　章含之回忆起在北外做学生做老师的时光，她和同学朋友们用英语演出《奥赛罗》。她是戴丝苔蒙娜，她是莎士比亚的女主角，不知政治权术为何物，她是美是真是爱是一切浪漫想象一切光明希望的追随者。“那时候，真是一腔的热情，为和家里划清界线，搬到学校里住，还一心要参加抗美援朝。那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得到，只要真诚努力，以为世界是玫瑰色的……”

　　“可是”，很快，“文革”来了。“一切都变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在挨斗，我的师长挨斗，我的同事跳河。我害怕、迷惑，人也变了。我天性本来是非常温和快乐的，可是却变得非常容易激动，容易哭，恍恍惚惚的。有一次从北外出来，走着走着，走到天安门，竟然都不自知。得了轻微的癔症，就是歇斯底里症，要去医院的精神科拿药……”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章含之说她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明白。她不明白那个特殊的时代生活对个性的扭曲怎么谁都不放过；她不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说她的人生没有意义，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一生，那她最初错在哪里？

　　“真实地剖析是很难的。比如这么多年，你以为你忠诚，可是你忠诚的(对象)是什么？你的忠诚里有多少盲目的成分？我是1957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了，当年也似乎参与了国家的核心，政治局的会议也参加过，但是我真的弄明白过吗？

　　“再回到我自己。我看到原来的大学同学出书带博士，真的很羡慕。可是除了带着伤痛的记忆，我得到了什么？就连爱情，也是转瞬即逝的悲剧……”

　　70岁的章含之回忆30年前，是这样悲观，也是这样安详；是这样迷惘，也是这样清醒。她的往昔、她的那一年里，有一个女人心碎梦破的悲哀，有整个中国山雨欲来的愁惨。

 

 

半生为人 徐晓的往事与回想 

一个人，到这个年纪，还那么容易被激怒被振奋被感动，还那么脆弱，是不是好事？并不是不想顺利简单地生活啊，可是命运没有给你知识分子——如果自己还算是个知识分子——和社会和时代应当保持什么关系呢？是平行同向的吗？既要旁观又要参与，既要向前看又要向后看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 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79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1982年至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今年4月写作出版《半生为人》。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反思！

    4月，徐晓出了她的第一本书，《半生为人》。题材上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写爱人、写朋友，青春往事、岁月情怀，生死别离、欢笑泪滴…… 但是，从反馈——每天接到的各职业各年龄的，朋友的、陌生人的，电话、电子邮件、信、手机短信，徐晓非常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写了一本特别的书。而这个“特别”在哪里？根据大部分的夸赞归纳总结，却又不稀罕了——“真实，特别的真实！”

    “真实，他们说的这个‘真实’，应该不是和撒谎相对的，而是，一种能力——真实的能力！这个能力，其一是表达技巧，尽量让文字和记忆吻合，记忆到哪儿，文字表达到哪儿；其二是内心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看待过去……”

    “过去”！徐晓回顾的这个“过去”，时间是：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文革”的末叶，残酷荒谬压抑匮乏还在继续，冲破这一切的对“正常”生活的渴望正在苏醒就要发芽；地点是：北京，“七十六号院”《今天》杂志编辑部、诗会的紫竹院、郊游的圆明园……；人物是，二十多岁的徐晓和她最亲爱的人，相爱又相互折磨的爱人周郿英、启蒙人精神导师赵一凡、才华且个性的朋友北岛、芒克、刘羽、田晓青……；故事：蒙冤入狱、和诗饮酒、恋爱、争吵、患病、死亡、别离……；而这300来页字字句句，30年来的日日夜夜，有一个缘起，有一个主线，有一个标记，就是：一本持续一年一共12期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

    这个围绕着《今天》的作者、编者、印发的参与者和读者，形成的松散的所谓的“今天”社团，它的意义，不只是“今天”的诗和诗人（比如北岛、芒克、舒婷）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别开生面；更在于——至少按照当年的参与者如今的回忆者徐晓的认识——“今天”的“新人精神”。

    “‘新人’的特征是——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战了革命神话。不管是不是自觉自愿，他们站在了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委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

    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怀疑精神……徐晓试图以个人经历为线索，通过纷繁的人事变迁，呈现并感叹。“我想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我想说明：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中诞生出来。”

    如果说，恋旧，是徐晓写作是读者共鸣的原因；那么，向自己，向“如今已‘溃不成军’的曾经的新人、曾经的反叛者”提问，该是徐晓更执拗更深沉也更悲哀的用意。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反思！那曾经的信仰，是因为原本是错误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吗？是我们压根就没有触到实质，因而不可能彻底吗？还是我们否定它，只因为不能为我们自己的沉沦寻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

    儿子，朋友

    沉沦？其实哪里？！徐晓，52岁，一个失去丈夫11年至今单身的女人，一个17岁男孩的妈妈，一个工作了20多年的出版社编辑，一个当年“今天”热情活力的志愿者、一个多年来“今天”最热络的聚会召集人……旁观和倾听她的生活，我们看不到“沉沦的痕迹”，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挣脱沉沦的痕迹”。

    ——那是日常的亲切，是琐碎的温暖，是超越日常的怅惘，是躲避琐碎的深沉。是生命底色的悲伤和孤独，是悲伤孤独之上，我们可以争取到的最大的安宁和喜乐。

    6月1日星期三的早晨，是一个普通的早晨。

    4点多，徐晓终于睡着了。失眠了，虽然她现在很少熬夜了，总是要求自己2点前躺到床上。但是昨天，还是失眠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7点多，徐晓起来了。天早就通亮了。她烧上茶烤上面包，给儿子的老师打电话帮助学校联系讲座。

    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儿子在寄宿学校读书，只有周末才回来。从上小学就如此，那是徐晓深思熟虑的决定，儿子3岁时丈夫病重，到儿子6岁时去世，她怕她的悲伤敏感和溺爱会妨碍儿子像一般家庭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

    恭恭敬敬地听老师讲电话。十几年来，徐晓一直努力地扮演了“不给儿子丢面子的妈妈”。比如，把自己实际上不看重的工作业绩向儿子小小地吹一吹牛；去学校的时候总是刻意打扮打扮；争取评高级职称也是对他有个交待……“真是可笑呢，到了对功名甚至对异性都超脱了虚荣的年纪，可是在自己十几岁的孩子面前……”

    儿子读的书、听的音乐、儿子同学的聚会、儿子的体贴、超越年龄的阅读趣味、成熟的心智……，像所有的妈妈一样，强烈抑制却又抑制不住要说的，宝贝儿子，是让徐晓欣慰的。“我们不断冲突对抗，但最终，我们的关系是正面的……如果没有这个，我还有什么呢？”

    还有朋友，朋友的聚会。11年来每年丈夫周郿英的祭日，差不多都会有朋友，“今天”的朋友，和徐晓母子去西山扫墓。有鲜花、有酒，有对逝者的哀伤缅怀，亦有生者的匡扶友爱。

    就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北岛回国，就在徐晓家，聚了二十多个人，“今天”解散24年后最大的一次聚会。窗外是风雪漫漫的今天，窗内是杯酒唏嘘的往昔。

    徐晓，在偶然的早餐时间，对照着24年前后的两张合影，对照一张张24年前后的面孔；徐晓，爱抚着时光的刀痕，她需要在桌边坐下，她需要再把一支烟点燃，再把一杯咖啡满斟！

    还好，有这咖啡浓香的早晨，晨光里她亮亮堂堂温馨舒适的家。她是多么喜欢她的家啊。3年前从终日见不到阳光的旧屋搬到这里，她是多么满足——虽然这不过是“郊区的分期付款的经济适用房”。窗前的矮凳、楼梯上方西窗上的花玻璃、整面墙的书架、厨房的绿色橱柜……她向你，第一次串门的客人，介绍它们的来历，夸奖它们的特别之处……

    你的奶茶还没喝完，她又忽然跑到厨房给你烧一碗鸡蛋米酒——她一边翻腾冰箱一边盯着水就要沸出的炉灶……她是多么热爱做饭！早年，她给丈夫和自己的朋友做，一边在厨房忙碌一边听丈夫让客人，这是我老婆腌的雪里红，这是我老婆做的鱼头汤……现在，她给自己的朋友做，撮合他们的恋爱、调节他们的矛盾、问候他们的生活；给儿子的同学做，满满一大桌子，喜盈盈地看着他们风卷残云，她还要借机贴近儿子同龄人的“思想状况”……

    还有，她还有要欣喜和感恩的呢：在无比多的独处的时分，当徐晓从工作中回过神来，她会听见鸟鸣，似远又近，哪来的呢？……啊，是在废弃的空调管子里的麻雀！

    继续脆弱继续困惑

    “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二十几岁，被打成政治犯在监狱呆了两年，三十几岁，丈夫卧病3年后抛下她和6岁的儿子故去，如今五十几岁了，那些曾经切肤的疼痛、刻骨的悲恸，都成了记忆，成了可以讲述的故事。

    比如，监狱里的辣菜、烤窝头片、精神病患者；比如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的徐晓被叫到办公室盘问，“‘太阳/这血淋淋的盾牌（诗人芒克发表在《今天》上的诗）’到底什么意思？太阳，难道不是指毛主席吗？”再比如，大学毕业后，没有接收单位，临时工多年，原因是自己经历“太复杂”……

    “一个人的心，它就是再坚硬，也总该保留一小块柔软的地方……”儿子的同学评价《半生为人》，说的是年轻人流行的词儿——“你妈够狠的啊”。可是，徐晓“狠”在哪里啊？

    就在前天，一个人看电视，普普通通的节目，她看看就哭了。而向来，徐晓都是个爱管闲事的人，“非典”的时候看见人家吐痰，赶上前去礼貌地警告；停车场，看见被扔下来的饮料瓶，她先是过去质问，质问而无人理睬自己拣起来……

    “一个人，到这个年纪，还那么容易被激怒被振奋被感动，还那么脆弱，是不是好事？但是，真的，当年龄越大，很多年轻的梦想都变成绝望，越孤独……越要给心灵找一个安放的地方……并不是不想顺利简单地生活啊，可是命运没有给你……什么是真实的生活……”

    徐晓，她说她始终还有困惑。这个困惑的具体之一来自工作的“分裂”——多年来，图书编辑徐晓一直在编两类书，一类是畅销书，比如行销数十万册的《逆风飞扬》，一类是商业上不成功、领导不鼓励、而她自己“真正想编的”，比如《文革书信集》、《遇罗克遗作》等。一边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单位规定的任务，一边，主动辞去副总编之职，“我对自己非常警惕——因为看到太多的人，位置变了，立场就变了，自己却毫无察觉。”——作为妈妈，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的妈妈，徐晓需要一个安稳的家，要的不过是“有限度的自由”。

    “另一个困惑是，知识分子——如果自己还算是个知识分子——和社会和时代应当保持什么关系呢？是平行同向的吗？既要旁观又要参与，既要向前看又要向后看……知识分子既要洁身自好，又要从哪个角度参与社会进步？……”

    困惑，但并不妨碍行动。徐晓，工作之余，多年来每月定时呼朋唤友在家“读书会”，近来，又组织参与了“农村文化行动”，募款、购书，在贫困山乡建图书室。

    “你对我来说，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在你之前，我的精神生活不受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触动，甚至连窥视都没有，任何行动都是出于一种本能，而且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自己不理解自己，自己解释不了自己的矛盾。现在我时常惊奇地发现许多我自己有、以前却没有意识到的思想和情感，它使我产生了很多烦恼……为此我曾经怨恨我结识了你，但是我已上了‘贼船’。只能这样，也许总比麻木好得多。”

    这是三十多年前，少女徐晓写给赵一凡的信。就是从赵一凡那里，徐晓开始读《牛氓》、《怎么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是通过这位“文革”期间民间文学活动的热心发起人，徐晓认识并参与到“今天”中来，在“今天”，徐晓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以及众多她最亲密的朋友……

    “从来没有否定，从来没有怀疑——对那段经历。我本来是最普通人家一个最普通的女孩子；如果没有‘今天’，我可能永远都是父母亲人朋友眼里的乖女孩，日子一天天过去，长成一个小女人，一生就那样简单顺利地过来……但是，偶然地，我的生活被改变了，因此坎坷，也因此丰富……这是，幸运。”

崔健：超越那一天

如果我"顺从"，继续写人们希望我写的，二无所有啊，两块红布啊，我会挣更多钱，但我的感受是我在付出，而不是获得。我更愿意享受创新带来的收获感

 

■本刊记者 刘天时 发自北京

　　2004年12月10日晚。北京新豪运酒吧。摇滚乐手崔健演出。早在演出正式开始（10点）前，8点一过，百米多的暗淡的场子，人群，就开始拥挤、翘首、晃动、大呼小叫，直至凌晨1点演出结束后一个多小时，才逐渐平息。

　　这是个沸腾的夜晚，但，传说中的，许多年前的另一个晚上，无疑的，更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一天

　　"那一天？并没有特别深的印象，或者有什么非说不可的感受。很普通，其实。是第一次公开演唱《一无所有》，排练有点粗糙。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很纯净投入的状态。演完有些兴奋，但也很平常。后来人们对那次表演、对那首歌，附加的价值，在当时，我本人，并没知觉...... 太久了，真的有点记不清了。"

　　崔健，18年前的当事人，顶着缀有一颗红五星的白色棒球帽，43岁了，晚饭过后，沙发上，回忆：干干巴巴、不咸不淡。

　　但"历史不会忘记"，不但不会忘记，在可以轻易启动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集体记忆里，还荟萃了丰盛的细节、鲜艳的情绪：

　　那一天是，1986年5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年演唱会。闪烁的灯光，强劲的前奏，一个穿着肥大半旧马褂、裤腿子卷得一高一低的家伙，斜挎一把吉他，"蹿"上舞台，扯开嗓子，"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听众的骚乱、继而的新鲜亢奋，不规矩、不协调、不合时宜、不知所以......，接踵而来的否定前缀形容词们，给这个25岁的小青年和他的《一无所有》，否定之否定：崔健、那一天、"时代的晚上"，成了传奇。而就在当晚，走在回家路上的崔健，看见迎面几个小孩子，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模仿他上台的动作，多少觉得"有点好笑"。

　　"中国新音乐的先行者"、"中国摇滚教父"，反叛、独立、"反映了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变化发展中成长的那一代人的彷徨和对真实、人性解放的渴望"，......崔健！这个"代表"、这个"象征"、这个"时代的符号"，逆子、浪子与赤子的三位一体，从一个25岁的中等身材的北京青年的凡胎俗骨那里，冉冉升起，猎猎招摇。

　　这一天

　　2004年12月12日这一天，"音乐人"崔健，和往常一样，中午起床，吃饭，工作——排练、录音、听音乐，中间可能发脾气两次，欣喜若狂两次，再吃饭，喝酒，与朋友东拉西扯，再工作，至第二天早上，上床睡觉。

　　"我就是个普通人。我不觉得我能代表谁，除了我自己。我希望自己以平常心做音乐。对那些别人的评价，我应该不在意。"

　　竟然这样没有历史感！不但"对回顾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没有多大兴致，而且，对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一大堆意义，20来年的命运，也缺乏被公众一再暗示的戏剧化解读，"记忆并没有提供确切的转折点。如果非要说的话，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算是一个开始，此前更多是‘出走'，这儿之后，更多地就事论事，解决问题，如歌词所说，‘我要的东西不在空中，它就在周围'。"

　　至于"黄金时代"，崔健的自我评价既可以说是"平常心"、也可以说是他一再被怀疑的"自信心"："只有市场销售上的起落，至于我的音乐本身，是一直在更新的前进的，下一步、每个下一步。"

　　"进步"、"新的尝试"，当然，在他人的评价里，可以是完全相反的版本，譬如：80年代后《一无所有》时期的浪漫狂飙，90年代中《红旗下的蛋》之始的自说自话，新世纪以来的"主动做秀，伪装愤怒"，"崔健投降了"、"崔健过时了"、"崔健不行了"，"应该把崔健送进侏罗纪公园了"......

　　关于，"那一天"与"这一天"之间的崔健，在我们的问题与他的答案之间，似乎贯穿着类似的不吻合——仿佛有两个崔健，一个是时代的崔健，一个是个人的崔健。

　　但渐渐地，这个开始傲慢地仰坐睥睨，后来探着身子两眼放光地直视，开始少言寡语，后来滔滔不绝，但一直结巴，一直在吃力地试图准确表达，的崔健，渐渐地，合而为一。

　　就是他，这个，就是崔健：脆弱地骄傲、孤独地真挚，姿态忿忿、心思焦虑，不合时宜的时代写照。

　　希望大家对我有信心

　　人物周刊：您最认可的、最接近真实的评价是什么？您对自己身上的那些标签，譬如理想主义、愤怒、浪漫、反叛，认同吗？您觉得您的音乐和您整个人的杀手锏是什么？

　　崔健：我有点讨厌这个。耳朵茧子都快出来了。我不想老那么看自己。我觉得那是炒作。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可能是这样，人们可能在声音上，形式上，从我的音乐里，找到了共鸣，但精神和思想，我代表什么，我不敢说。音乐是非常抽象的，抽象就覆盖面大，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解读。被喜欢，有综合的原因，人们可以在我的音乐里听到严肃、幽默、反抗，等等。

　　人物周刊：人们好像很在意您的扮相，比如说，旧军装啦、红布啦，甚至抱怨您穿西装。还有，大家也很愿意替您操心年龄，说您老了，担心您老了，认为摇滚乐是青年文化嘛；年龄让您焦虑吗？还有，您的老歌似乎更受欢迎，相比之下新歌不大被接受啊。前天演出，一开始就很多人喊让您唱《花房姑娘》。您好像，成了人们回到过去的一个渡口。

　　崔健：我也很讨厌这个。我为什么就不能穿西装？再说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不想多解释，没什么意思。我还是希望，大家对我有信心，看到我在寻求突破自己。有时间听听我的新音乐，听了，也许就不喊了。还有人问我会唱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搞音乐又不是搞体育，要退役吗？这是我终生的爱好兴趣，我会干一辈子的。我现在对家庭制作很感兴趣，这是一种需要独立完成所有的工作，大胆冒险的尝试。没有年龄焦虑。

　　人物周刊：您刚才说，您做音乐是为自己；但客观的受众是谁，您分析过吗？

　　崔健：是为自己。为别人，那就是职业了，很容易失去生命力。但是，你坚持了自己，而自我的一部分，就是与人交流，很多个自我，坚持的自我，之间的交流，才是有新意的。

　　人物周刊 ：那您这个自我，多年来，妥协过吗？与市场与商业运作规律？这似乎也是关于您批评的一部分起源，比如说，您参加房地产开盘演出或者其他形式的商业赞助。

　　崔健：在创作上没有，但是在面对市场时，在销售上，是做过调整的。

　　摇滚乐就是要反映现实

　　人物周刊：有分析说，您的音乐，从创作动力上看，从早期的青春期骚动，到后来的有意识地承担社会责任。有这么回事吗？这个转向是怎样发生的？

　　崔健：一说起社会责任，有些人就不喜欢，觉得是唱高调的，觉得这样的人肯定干巴巴的，不幽默。我觉得其实不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太"宽容"，宽容得偏了，普遍认为不宜坚持原则了，不宜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我觉得人们是在找借口，是逃避。

　　我的老作品，现在看，很多是一走了之。但后来，你找到了，你就愿意认真观察，不想宽容了，要一个个地提出问题。艺术家的使命是什么？难道就是画画这宾馆大堂里的画，就是搞搞这样的背景音乐吗？艺术是给人滋养、补充。艺术不是消遣。当然我也理解，很多人都很不容易，上班工作，回家又有家务，老人、房子、一堆事呢，算了，不想太累......听听那些，不错啊，就可以了。

　　人物周刊：您刚才说"找到"是怎样一个过程？是指转变的一个契机吗？

　　崔健：1989年后出国比较多，演出、听音乐会，欧美很多地方都转过。这个过程中，我就一直在想，主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车、房、郊游、环保蔬菜、健身、看电影......这些，在发达国家已经大部分地实现，在我们这里，是人们努力的方向。那么我是愿意直接拿来呢，还是一步步地得到？我觉得还是后者更让人愉快。尤其是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历史，不可能完全不在意你以往的生活轨迹。那么，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定下心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试图解决问题吧。

　　人物周刊：这会是一个复杂的体会吧，不那么轻松自由吧。对艺术，对您的音乐，是正面的吗？

　　崔健：这个涉及一种平衡能力。看你能不能一边不耽误买车买房、恋爱、与朋友喝酒、与整个时代一起往前走，另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经济弱势的文明里，全球化滚滚而来。表达一种与时代平行的感情——摇滚乐不是古典音乐，不能闭门造车，就是要反映现实，就是要就事论事。要感到力量，抓住它。呻吟啊、抱怨啊、无力感啊，那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所以我近期的音乐，更踏实，更注意节奏，更多说唱，更能让人感觉到我在乐观地生活着。

　　人物周刊：您谈到主流、主流生活方式，这似乎也是近年来，您让歌迷"失望"的一个原因啊。大家似乎更愿意看到一个反叛的、甚至是边缘的、有点戏剧化的"牺牲"的崔健。您觉得，您可以在现实里面批判现实吗？

　　崔健：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看的。从一开始，不就有人这么说我吗？我也不想辩解。我觉得没有矛盾，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他的音乐创作，没矛盾，对会平衡的人来说。批判啊反叛啊，不要定位在某个细节上，艺术家，只要他不断有新东西，不断有新的开始，就是好的。而且要用具体工作来实现改变。我觉得真唱运动，就是一件实事。我哪是针对哪个个人啊，我是看不下去中国的音乐家的生存环境——真的有天分努力的没机会，机会都被那些不会唱的但会走关系的人得去了——这不公平啊。对听众来说，也没有听真正好东西的机会。我用我以前积累下来的名声和影响力，出来呼吁，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使艺术产业良性循环的环境来。

　　人物周刊：您这次（12月10日）为旅游卫视现场录制演出，据说会是您第一次电视全程播放，又有传言，您会上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这对您是很重要的机会吗？

　　崔健：是。我从来都不反对上电视。电视是多有影响力的传播渠道啊。电视观众难道就应该只听那些吗？电视观众难道不是我们摇滚乐应当争取的观众吗？

　　至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我现在还没接到邀请。要是接到，我当然要去，而且要真唱。可能会有摩擦，有矛盾，但是问题出来了，就是解决和进步的开始。如果有，我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争取我们的舞台上有第三种声音！港台（和港台音乐影响下的流行音乐）、主旋律，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我们的舞台上能都是穿迷你裙跳民族舞蹈吗？

　　我当然知道自己力量有限，但至少，有人想到并且说出来了。这是一个需要非常细致地不断推动的工作。

　　人物周刊：对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当今，您最满意的是什么？刚才您谈到市场竞争，在一般的印象里，您曾经很反对商业社会的很多特征啊。

　　崔健：比较满意的是，我们的社会变得相对开放了。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变革，实际上是使艺术家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一些西方的艺术思潮，包括艺术产业模式，都越来越多地来到我们身边，对打破陈旧的东西有帮助。我从来就不反对市场竞争，我一再反的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好的市场经济，对艺术和艺术家来说，是正面的。

　　拒绝去写"二无所有"

　　人物周刊：您在某次采访中提到，"我批判是因为我恐惧"，您说的恐惧是指警觉吗？

　　崔健：因为要战胜恐惧，所以要批判。这个恐惧，有对自身的，有对环境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特别的能力。一个人，一个大男人，只要他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家庭，他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敏感。但是，也应该因人而异，我不反感人们满足于他们的生活现状。一个社会，不可能全是那样的人，也并不是只有反抗，生活才有意义。甚至你的朋友，你都不需要他像你那样。就看合适不合适。要搭配着来嘛，才能平衡。每个人只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好了。

　　人物周刊：能说出一个您疲惫的厌倦的，甚至讨厌摇滚的时刻吗？

　　崔健：做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低潮。更确切说是挫败感，没有彻底地绝望过。我最不能原谅的，总是自己，对自身工作的不满意。我会担心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懒惰在盲目。自我批评还不够。对这个社会，我个人并没有特别多的不满。有段时间，我想明白了，挣钱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顺从"，继续写人们希望我写的，二无所有啊，两块红布啊，我会挣更多钱，但我的感受是我在付出，而不是获得。所以我放弃了，我更愿意享受创新带来的收获感。

　　人物周刊：您平生最美好的事物、最美好的时光是什么？

　　崔健：证明自己能力和价值的时候。创作过程中、冒险的乐趣，作品完成之后的成就感。

　　人物周刊：您觉得自己是不合时宜的人吗？

　　崔健：我的一首新歌，叫《迷失的季节》，里面有句词是：春天的花长在秋天里......大概就是你说的不合时宜的意思。但是，我想啊，人只要活着，就没什么不合时宜的，要有自信，你是正当的。你不想当墙头草，这没什么不对。　　　

　　王朔说崔健

　　我在一盘录得很差的带子里听到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和其他几首听似吱吱唔唔实则是在吼叫的歌。他打破了一种错觉，揭露了一些真相，最重要的是他让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心灵。原来人是有心灵的。这个常识那之后我才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想、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就听崔健的歌......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

　　崔健的音乐有很大的麻醉作用，他会使我这样不肯承当的人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放弃，理想还在，勇气还在，希望还在，只要这种音乐还响着，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毫无价值——然后是再一次地破灭和极大地失落和空虚。

　　没有什么音乐能支持哪怕是最平凡的人的一生，即便是崔健，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有如我的青春胎印。他的每一声歌唱都如同我自发的呐喊，很美，很能提升自己的自我感觉。可最终，我该面对的还得面对，难堪的过程一步也无法省略。曲终人散，什么也没改变。

　　上个月，又重新听了很多遍《红旗下的蛋》，感动越强烈，内心越空荡，乃至每次都在歌声中睡过去，一个梦没有，像是在沉沦。

　　他总是朴素的、乐观的，还有几分天真、几分与世隔绝，像是高山积雪刚融化，冰冷、清冽，水寒伤骨。

　　崔健是有勇气的，像坏脾气的孩子般执拗。他在该出现的时候来了，并一直坚持在那里。祝愿他无愧于自己。　　

　　中国摇滚浪潮

　　魔岩时代

　　崔健引爆中国摇滚的时代狂潮，此后中国摇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市场黄金时期，台湾滚石唱片开创了"魔岩唱片"厂牌，以台湾摇滚制作班底推出了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张楚、窦唯、何勇，以及后来的地下婴儿等乐队，魔岩时代在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音乐会达到顶点随后衰竭。

　　摩登天空

　　由清醒乐队灵魂人物沈黎晖于1997年创办的唱片厂牌，旗下设有Bad Head子厂牌，先后推出了几十张颇具影响力的专辑，和京文唱片的"嚎叫"子厂牌一起，成为中国摇滚的两大出版基地。

　　朋友时代

　　大约从1998年开始至今，朋克乐队层出不穷，从北京的苍蝇、南昌的盘古这样的老乐队，到脑浊、挂在盒子上、生命之饼等，再到现在的Subs、Joyside等，新一代朋克为中国摇滚打上了鲜明的"全球化"标签。

　　1998一代

　　"魔岩时代"之后的中国摇滚中坚力量，他们在1998年左右集体爆发，他们的音乐深度全面超越前人，他们主要是：子曰、苍蝇（已解散）、左小祖咒（个人发展)、舌头......

　　电子时代

　　大约1998年左右，电子开始入侵中国摇滚，出现了超级市场这样的流行电子乐队和泵这样的重型工业电子乐队。随后王磊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电子跳舞音乐探索，以B6、Cy等新人为代表的"聪明舞曲"也方兴未艾，此外以丰江舟、孙大威为代表的数码硬核，以王凡、钟敏杰、李剑鸿等为代表的噪音实验，以FM3、李劲松等为代表的氛围电子实验，都显示了电子音乐/声音艺术的无际空间。中国新音乐迎来了真正的多元时代：言必称摇滚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四个乡村教师的现实

 

8月16日星期一晴 

　　孟毅亮　　 

　　今早6：00我乘火车到了忻州转乘长途汽车，大约9：30，至康家会镇下车。这里距静乐县城30公里左右，位处公路沿线，通电有水，算是静乐县条件相当好的镇。 

　　按原计划，我首先拜访了石帅小学的孟毅亮老师。 

　　石帅小学位于石壑子村和帅家岩村之间，从学前班到三年级，40个学生，全校教职员工只有孟老师一人，是个单人校。 

　　至于孟老师，据听过他课的人讲，“他把课讲得活灵活现”，曾以复式教学得过省级“教学能手”奖；而村上干部的评价则是，“求上进，有头脑”。 

　　一进校门，就觉得亮堂堂的,令人振奋。白粉新刷的一溜砖房，干干净净的院子正中一大丛鲜亮的扫帚风中摇摆，院墙根刚刚浇过水的小松树精神抖擞；更令人愉快的是院里的厕所，整整齐齐，男女分开(与我以后的采访经历比较，这实在难得)。 

　　孟老师迎出来，手里攥着粉笔，小孩子们涌到教室门口，探头探脑。 

　　孟老师的眼睛很亮，穿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谈话反应很快很干脆(这儿的人对外人的态度都很友好，但交流起来实在困难，他们最擅长笑嘻嘻地不说话)。 

　　所谓复式教学，就是一个老师同时给几个年级的学生上不同的课，语文数学交叉并进，自学与授课互补。比如我听的第一节课，学前班学拼音，一年级数字排列，二年级语文课文《诚实的孩子》，三年级“四舍五入”，黑板演题，课堂提问，测试，默读，40个学生听四种课，却似乎没一个闲着的。 

　　孟老师的三折叠小黑板打开之后每一折又有三棱活动式拼条(类似孟老师不曾见过的城里的活动广告板)，一板多用，老旧拼凑的桌凳却不少钉不缺腿个个结实，粗陋的剪纸和彩条围成学习园地……令人心酸的简陋和节俭中处处见努力，处处是精心。孟老师没怎么说自己穷，他说村里人很穷，班上的孩子穷，他的学校穷，但要一点点改变，穷也不能不要点体面，要干净一些，要整齐一些，要尽量利用有的东西。 

　　孟老师当然很穷，1997年转的公办，月工资350元，就这么点工资也从来没按月发过，比如上个月刚刚发3月至6月的，另外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常要扣杂税，比如修路，比如县里建化肥厂，一年之中，几乎要扣掉一个月的工资。孟老师有三个孩子，其中小三属于超生——避孕出了岔子，是这么多年孟老师一直觉得对不起国家的事。两个大孩子在念书。大女儿念的是乡里的中学，学习不错，本来考上县中学，怕贵，没去，二女儿留在本村读小学，最小的还没上学，跟着做农活的妈妈。 

　　两个大孩子的学费、6亩地的化肥钱、雇牲口播种的钱(每亩大约50元)、100块钱的电、300块钱的煤、偶尔打针吃药……孟老师说他“尽量不欠债”。 

　　孟老师的家是东边圪台平村的，离学校有20来里地。孟老师有一辆“28型”自行车，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如果家里农活实在忙不完，就星期一一大早赶回——这儿的孩子5：30就来学校上早自习了。 

　　孟老师平时吃住都在学校里。一套被褥，一口锅，三副碗筷，一盏没了灯罩的台灯，一个脸盆，两块辨不出图案的毛巾，一把向学生家借的椅子，每样东西都以不可或缺的功能获得了主人的珍惜和尊重，孟老师轻拿轻放的，尽量延长着与它们相依为命的时间。 

　　晚上7：00放了学，孟老师把学生们送出校门，看着他们过了公路，折回学校开始做饭。 

　　孟老师从箱子里掏出半个圆白菜切了两刀，把剩下的放回去，又从锅台边的一个小筐里择了一把豆角(差不多是总量的三分之一)，先是用水煮了(这样比较省油)，然后捞出来，胡麻油炸锅，撒了盐和酱汤，最后再把切好蒸熟的莜面拌上。 

　　孟老师做饭很细心，舀水的时候稳稳的，切菜蹑手蹑脚的，似乎要保证每个菜叶每滴水顺利进锅。 

　　吃饭的时候孟老师认真地让我多吃——其实菜并不多，加上莜面，也就大半碗，但我知道我们这一顿差不多吃了孟老师平时大半个星期的菜。 

　　吃了饭，与孟老师坐在院里聊天。院子里静悄悄的，撒了水，月亮像是就挂在院墙外的山顶上，很近很亮，我和孟老师在院子里说话的声音显得清脆。 

　　孟老师是1973年康家会中学毕业的高中生，经选拔在本村代课教书，1977年恢复高考，孟老师一边工作一边复习，考三年而未中，自此定下心来教书。他本来对无线电感兴趣，也曾奢望过做个工程师，如今年轻时理想的余烬成了现在惟一的业余爱好——给村里人修修电视机，免费的。孟老师屋里的电视机就是他自己装的——这台只能恍恍惚惚收到山西台的电视机已经勤勤恳恳工作了20年，现在只听孟老师一个人的摆布。 

　　孟老师对现在的工作还是满意的，他给自己订的目标是作个研究型教员，在一年之内完善“复式教学实验”，在省级以上教育刊物上发表论文——这样不但推广了教学法而且可以有资格申请每月60元的补助。生活上的目标是一年以后能供得起女儿念忻州一中。 

　　我问他村里的事，孟老师说他不大参与。常有村里的干部让他写扶贫款申请，孟老师不好不写，可从来没听过回音儿。也有人找孟老师问法律政策上的事，孟老师说他尽量告诉，最近常有人向他打听“法轮功”的事，孟老师就把自己从新闻上看到的意思传达一遍。 

　　孟老师说他遗憾的是普通话说得不好，怕影响了学生；另外，他在电视上听说过电脑，但具体是怎么回事，他很想有本书看看，因为他预感到电脑会给未来的教学带来新变化。

 

8月17日星期二雨 

　　周晋华　　 

　　早上醒来，石帅小学的小孩子已经在晨读，噪门震耳欲聋。静乐式的普通话。 

　　下午我去了康家会小学，准备采访一位刚参加工作的老师。在那儿，我听了周晋华的一节语文课，决定就采访她了。 

　　周晋华今年7月份刚从忻州师专毕业，19岁的姑娘，眼睛细弯弯的，涂了口红，上课的时候常用一块白手帕擦鼻尖上的汗。 

　　晚上7：00放学，周晋华邀我去她家。她爸爸在太原工地上当瓦工，姐姐初中毕业后就学了裁缝，现在嫁了人，也在太原。妈妈在家务农，今天进城看大女儿去了，只剩在康中念初一的弟弟和她两人。 

　　比起孟老师的宿舍，周晋华的家要“富裕”一些，她家甚至有一台罩着粉红罩子的14英 寸的彩电；一进门，就有一溜她爸自己打的组合柜，上面压了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下面是照片，除了两三张几年前全家的合影，大多数是周姑娘从师专毕业的照片， 其中有两三张是三块钱拍一张的“艺术照”，和周晋华本人不大像；里屋还有一个石英钟，用塑料布蒙着，需要贴近了才能看清时间。 

　　周晋华家算得上村里的中等人家，周晋华和弟弟在学费上并没太为难，但她初中毕业考了全年级第一还是没考高中报了师专，一方面是想到了“比自己能更有出息的弟弟”，另一方面就是她愿意当老师——她中学时就给自己起笔名叫“师梦”。 

　　周晋华并没有自己的屋子，她就住在一进门有锅台兼厨房的这一间。她和妈妈合睡的床上摆了一本翻开的书，是《铁道游击队》。 

　　我和周晋华谈了谈刚刚结束的中专生活，她表现出很留恋的样子，她说那是一种“相对单纯又丰富的日子”。她是校文学社的骨干，能诗能文，有才女之称，在师专的时候，读过《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最爱看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我说我想看看她从师专带回来的“文化资源”，她从里屋拖出一个很小很破的纸箱，认认真真地翻给我看——从小学到师专的全部课本，一本师专发的毕业纪念册，5本当年文学社的刊物《摇篮》，然后就没了——床上那本《铁道游击队》是学校里得到的“希望工程”捐来的书，一共有50本，锁在校长那儿。 

　　我趁周晋华喂猪的工夫借着傍晚的微光看了看那几本旧《摇篮》上她的文章——少年哀愁，青春困惑，情感涟漪……文字很华丽，用了不少叠音词和成语，和谈话中腼腆的周晋华一点也不一样。 

　　晚饭就在周晋华家吃的。因为下雨，所以停电，村上干部怕雷电烧着电线甚至把电话线也给拔了。 

　　周晋华像是习惯了，摸出蜡烛点上，从容地在黑咕隆咚的屋里进进出出，收晒豆，切猪食，拉风箱，做晚饭，与我谈她喜欢的文学作品。 

　　她说当老师是她从小的梦想，后来才发现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学校里只有10来个老师仍不免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但她又说自己并没灰心，她一来就给所教的三年一班编了班歌，教全校同学做广播操。“麻烦的就是可看的书太少”，她担心自己不进步倒把以前学的给忘了，所以目前正在参加自学考试，还希望将来有进修的机会。 

　　晚饭吃的玉米和凉拌豆角。周晋华一个劲地问我能不能吃辣能不能吃醋，端上来又一个劲地劝我尝尝——劝着劝着，忽然冒出一句“你们过得挺好的吧”，惹得我心里很难受。我想着怎么回答她的问话，但她没有再问什么。 

　　因为停电无事可做，我和周晋华在收拾了碗筷后就躺下准备睡了。 

　　临睡她问我为什么跑到这么偏的地方采访农村老师，我就滔滔不绝地把“农村教师从教育脱贫到农村的民主和现代化建设星火燎原的重大使命和意义”说了一通，她一面认真地点头，一面很惭愧地说：“我们怎么就没想那么远呢?”

 

8月18日星期三雨 

　　郝芝富　　 

　　早晨5：30，周晋华上班，我返回孟老师的学校。当时天虽然亮了，但还在下雨，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两侧的农田油亮油亮的，有燕子飞过。 

　　接下来去了庄儿上村采访郝芝富老师。 

　　因为昨天下雨冲毁了公路桥，等了一上午也没见车影，最后孟老师麻烦邻居回家探亲的二儿子用摩托把我送到庄儿上。 

　　郝老师60岁了，本来退休在家，因为村里缺老师又被返聘回来，郝老师的学校面貌也是一副退居二线破罐破摔的架势，没法跟孟老师的比，大部分窗户没玻璃，教室里也没啥布置，墙根的煤堆权做讲台；虽然郝老师的课教得不错，清清楚楚的，还很认真地问我“一”字的几种变音，但问起其他的事情，郝老师则把自己当成老人来要求了，“得过且过吧”。 

　　说起村里的选举，郝老师很消极，他说“没谁当真，因为都知道是走过场——还不如社戏有意思。”说起村里人的精神状态，郝老师概括得有点残酷：种地——攒钱——结婚——生娃——种地——攒钱…… 

　　至于村里的精神生活，郝老师也无可奈何，“基本上就是看电视”。 

　　关于看电视，郝老师讲了现状：原来只能看到山西台，后来村支书发动有电视的人家每人交了100元， 装了个卫星接收器，除了山西台，什么台都能收着，但现在的问题更滑稽了——因为天线理所当然地装在支书家的院子里，客观上也就成了支书一家的天线，因为各 家原来的天线受了干扰失灵了，支书什么时候开电视，全村人什么时候开电视，支书家换台，大家的电视也跟着换了台，支书家关电视，大家也就不得不吹灯睡觉……支书家最近在看《鹿鼎记》，全村人也就都跟着看陈小春瞎胡闹，郝老师不看

也得看，但心里老惦念着中央一台8：05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李克农》，他爱看的节目比如《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自打装公用天线以来很少看了，村支书好像很反感这两个节目，有时候一闪就换台…… 

　　从庄儿上回来已经是下午了，赶紧收拾行李准备进县城，孟老师为了送我烙了油饼，油饼很大，很香，我一边替孟老师心疼油，一边真心实意地赞美。 

　　傍晚到了县城，本来准备第二天去静乐最穷最偏的赤泥洼，但因为雨还没停，去赤泥洼的公共汽车停运了，问了不少私车，都说不敢冒险——据说去赤泥洼的路基本是陡而窄的盘山泥路，非常危险；最后在县文教局的推荐下决定明天改去娘子神乡采访巩海厚老师，巩老师所教的学生连年获学区统考前三名，是静乐今年申报“烛光奖”的头一号。 

　　晚上住在县宾馆。县宾馆很热闹，尤其是开晚饭的时候。包间里照例是一群群穿着样式类似解放汽车的凉鞋，脸色黑红(像是中午的酒还没醒)，戴茶色眼镜，腰间挂着钥匙和BP机的乡干部模样的人。 

　　我旁边一桌要了满满的酒菜(还有果汁)，吃得很热烈，频频举杯，说什么听不清，只听见一个胖脑袋在嚷嚷“意思意思”。我吃的是套餐，有豆腐青菜还有几片猪肝，我吃着吃着有点难受——不知道孟老师和周晋华他们吃晚饭了没有。　

 

8月19日星期四阴 

　　巩海厚　　 

　　今天拜访的偏梁小学的巩海厚老师是我此行所见品行最高洁的人，他在微笑，在受苦。 

　　巩老师一见我第一句话就是“教育现在这么受重视，我心里可真欣喜”，然后急急地从抽屉角角里拽出一个破塑料袋，里面有一小撮茶叶末子。

　　今年49岁，教了25年书的巩老师基本教的都是单人校，吃住教都在学校。 

　　他现在的屋子里有这么几样东西：一台用了18年在县城买的刚刚坏掉最后一个频段的松鹤牌收音机(巩老师一直靠它收新闻和教学讲座)、一床用碎布角拼成的被子、半瓶红墨水、半瓶蓝墨水、几瓶用高粱醇酒瓶装的醋、一口一侧瘪进去的铝锅和一副碗筷。 

　　巩老师说他“都是咱自己乐意的”经历大概是这样的：1971年背着行李卷翻两座山到仅有50人的庙沟村代教3年，1976年忻州师范毕业后拒绝了在公路沿线(条件相对好)的学校任教，前往龙家庄教书7年，之后接受学区的调任，在康家会任教3年，主动申请赤泥洼救急(条件恶劣，多年无老师)8年，布袋沟(没水没电，2/3的人口已迁徙)教书2年，1997年至今“为加强公路沿线教育质量”任教偏梁小学。 

　　这期间，他父亲死了，叔辈兄弟骑驴上山给他报信，等他跑回来已经迟了；这期间，他在老家结了亲，生了3个娃，妻子田里干活，1岁的小女孩在家扎瞎了眼；这期间，巩老师得上了腹疼病，5年前，在县医院没查出来，建议到太原做B超，要90多块钱，巩老师就没再检查，现在疼的时候吃止痛药，晚上只喝粥，另外每天早起要用小刀刮舌苔。 

　　提起女儿，我问他后悔不后悔，他——他没说什么，站起来背过身给我添茶，我见他眼睛亮晶晶的，分明有泪花。 

　　他见我跟着难受就赶紧说，“现在情况好了。”一只眼失明的女儿学习很争气，去年考上了县城最好的“志远”中学，为了妹妹念书，巩老师的二儿子主动不念高中在家帮妈妈干农活。 

　　巩老师又说他对不住媳妇：8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在萎缩，巩老师7个学期没收学费，媳妇养的猪羊卖了都贴补学校了。后来村里过意不去，把伐树建戏台的钱拨给他500元，巩老师只收了200，他说建戏台是好事，农村文化生活太枯燥了…… 

　　我和巩老师是在办公室说话，不时有小孩子进来，巩老师笑眯眯地解决一把小刀或一枝铅笔的纠纷。 

　　巩老师说他是在报恩——小时候淘气几次三番地逃学在家，有一回老师来找他，他抱着风箱不动，后来他睡着了，老师把他扛在肩上背回学校，他半梦半醒的，觉得老师又温暖又高大…… 

　　他说，“日子在一天天变好，农村是，教育也是。村里30来岁的这批家长基本上是文盲，很难讲道理，但他们的下一代就不会这样了。” 

　　他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但应该是暂时的吧。” 

　　巩老师说话其实不太主动，一直在笑，双臂抱在肚子上，身体有些颤抖，眼睛望着院子；他的方言很重，一般要重复两三遍，我才能听个大概。 

　　说着说着近了中午，巩老师留我吃饭，我说我还要赶汽车，这儿回太原的公车下午只有一趟。巩老师不答应，非要我吃了饭再走，说着从柜橱里翻出惟一一个鸡蛋，冲了蛋花，非要我先喝了，然后开始飞快地刷锅，削土豆(长了芽子的去年的土豆)，剥蒜。 

　 　他一边做饭，一边替我望着门外的公路上的车。可是当他把土豆推进锅里，使劲摇风箱，才发现停电了——炉子点不着，午饭吃不成了。他又是不容我反驳飞快地 跑出院子，转眼又跑回来了，手里捧了两包方便面，是一种没听说过的“天龙”牌，包装很花，这儿的农村孩子偶尔会炫耀地当零食干吃，属于奢侈品。 

　　正在我和巩老师推让方便面的时候，汽车响了。巩老师抢先提了我的提包——准备趁机塞方便面，又是动作飞快跑下了土坡——他跑的时候因为肚子疼背一直弓着，抢先冲到公路上拦住汽车——他竟然想替我买车票(我看到他从上衣口袋掏出几张很皱的钱，好像有一个5块的)! 

　　车很快就开了。我一面努力在又挤又晃的车里站稳，一面哭了。

 

 

 

张承志　我没有跟着潮流走 

　　张承志，1948年生于北京。回族。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笔耕。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清洁的精神》、《心灵史》，其中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描写西北哲合忍耶人苦难的信仰历程，有评论认为是当代文坛少见的“寻找精神价值，向世俗挑战的旗帜”。最新作品《鲜花的废墟》。

 

　　我远远不具备、也不喜欢代言人的角色。我更喜欢“共荣辱，同毁誉”这个词我想做个多文化的儿子，不愿在狭隘中生活

 

　　张承志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对于一个尽量不挟成见（或崇拜或贬损）、尝试了解他的陌生人，比如我，是一个相当“不统一”的形象：

 

　　在你不下5次地电话留言恳请采访而没有音信后两个月，他托人捎话来说“可以谈谈”；然后，在你按约定准备发出采访提纲时，他又“抱歉”，说“还是算了”，因为发现“别人（指在媒体上发言的人）都太会说了，太善于回避、矫饰、故意把大问题说成个笑话”，而自己“不会这些”；然而，你再表诚意，他，又不好意思自己的“反复”，说“好，那就马上吧”。

 

　　接下来，在去他家的路上，哪个路口拐弯哪个路标不能错过，你会得到详尽的电话指导；然后，在你手还没触到门铃时，门就开了；门开了，张承志，作为一位头发已经稀疏、穿家常宽松裤的长者，端茶让座，尽过温厚待客之道；再然后，在采访结束不久，在你还在为一个和煦下午的从容畅谈，而庆幸、而感慨“信任与被信任”的美好时，张承志先生，突然地，开始以坦率的方式表达他的警惕、忧虑、焦灼，甚至后悔……

 

　　这个“不统一”，这个，对记者——他人——媒体——外部世界，的游移的信任（或者说“不信任”），让张承志——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真诚血性理想主义”著称的自由作家、职业的文化批评者，在2月24日这个下午的叙谈中，表现为：“自然地”，进进出出于关于他的各种定语——随和与严苛、谦逊与傲慢、踏实与虚妄——之间；进进出出于——光荣的过去与平淡的现在、高调的梦想与低微的现实、预防与进攻、自恋与自省，之间。

 

　　关于“与读者、批评者的关系”。列举偏远地区穷苦群众中的痴情读者——笑逐颜开——自嘲：“你当然也看得出，我是很得意的。”——“但是”，“这不是一个北大教授，他今天分析你，明天又分析金庸去了。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养成了一个坏毛病，比如我去大学讲座，一些研究生问问题，我就有点心不在焉，对表示喜欢和疑义的学生，我都有点不认真，因为我怀疑他们都会变……但当然，你要求人家不变，也是没道理的。”——“可是”，“你（知识分子批评者）到底看我几本书？你知道多少？每一个土粒一样的东西都包涵多少东西，你知道吗？”——“当然了，我这样可能是不对的，一个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能力和各种人沟通。”——“但是”，“有些批评，显然是出于嫉妒的谩骂，我当然不屑了。”

 

　　关于“作品水平和影响力”。“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我的读者，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你是没见过80年代的大学生，那个狂热！一次在北大，教室都要挤炸了，后来我下楼，有人追上来，抓住我说，‘张承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意义？’哈哈。”——“当然”，“那时候读者是很宽容的，只要你提出点新问题，马上就会有反应。我有一篇发在《中国青年》上的小说，现在看，也就初中三年级作文水平。”——“现在，社会已经对我不那么宽容了。”

 

　　关于“与同期作家的比较”。“你不要把我和他们比，我和他们没一点共同之处。”他们，指有批评提出的同类作家张炜、刘小枫。前者被认为同样地“理想主义”，后者被认为同样地有“宗教情怀”。

 

　　“王朔？我能理解王朔的姿态，不就是低姿态吗？低姿态在现在是无往而不胜的。我的缺点就是不会低姿态，那要北京话，要调侃，我觉得没意思。但没准我们也谈得来，他至少比一些大学里自称是自由知识分子实质上拿着体制的钱骂完我回头就争房子争职称的卑鄙的家伙——强多了。王小波？不了解。看过一篇开头没看完看不下去觉得很无聊，不喜欢。我看这个社会在吹嘘他。”

 

　　关于给他带来同样多毁誉的“自得”和“自得的结果”。“我在写具体的文章的时候，因为具体原因，情绪比较激烈。比如说，我说过，我敢拿起我得心应手的笔，作为我文学的旗。这个话，说得，好像有吹嘘的意思。其实，我的本意不是这样……但，也无所谓了。关键是自己内心的感觉，一个作家，骗社会可能，骗自己特别难。我希望对自己内心交代得过去。比如说，回顾时，我有种种失误，比如该写没写，写也没写好，但是我没有人云亦云，我没有跟着潮流走，这个很重要。坚持过日子，没什么，生存没什么，但在思想上没有屈服，这个不是很容易。我没有追求社会上的位置，我要追求，早追求了。”

 

　　此外，他这样骄傲地表示他并不是人们说的那样“傲慢地蔑视和否定物质生活”：问你吃不吃零食——话梅姜片；而后愤慨地指着姜片瓶子说，“我并没有说我们不能去超市，不能吃这个，不能聊发型；我只是说，我们不能只知道这个——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我们还要别的；但是，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就喜欢宣传这些，说这就是人幸福的全部！”——再举姜片盒子。

 

　　他还罗列了很多他热爱世俗的事例。比如：他很少和女儿谈他的作品，其实他也不是要谈“那些”，“她就是不知道啊，如果她和她那些小朋友来，我完全可以和她们说说笑笑她们感兴趣的话题。”他还说，他会陪女儿上街买衣服，提参考意见。

 

　　电话响了。他接了挂了之后，说，我爱人，预告晚饭，她买了鱼和虾——“我这不是过得不错吗？”

 

　　到了这里，你忽然又觉得，这个“不统一”又奇妙地“统一”起来了。原因之一可能是，你似乎看到了：一个平常的人，一个长久地张扬着不平常旗帜的平常人，回望旧时疆界，徒然地抗拒、也徒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旅行、读者、精神家园

 

　　人物周刊：最近在忙什么？精力和时间的分配是怎样的？

　　张承志：《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这本书刚刚出版，还在回味之中。1999年到2003年，我两次自费在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部分法国旅行，每次3个月，以最节约的方式，把百分之八十的古代遗址都跑了一遍并与各种人接触。也看了大量资料，完成了这部书。在这样一个年纪，能进入一个新领域并有所收获，对于我是一件大事。

　　人物周刊 ：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

　　张承志：我讲的是地中海西端，自古以来的东西方分界。东方的代表，从和西方的相互融合、影响，到对抗意义上的“东方”，中心是地中海南岸的穆斯林世界。西有阿拉伯，东为土耳其。世界史到了今天，大家发现了解东方是怎么回事至关重要。

　　人物周刊：您是想做原创性的调查，现有的文献资料不能满足您的求知欲吗？

　　张承志：很多人从书本到书本了解世界。从中文书到中文书，或从英语书本到中文书本。我大学读的是考古系，有调查的习惯，这是个学习方法的问题，也是气质的问题。脚踏实地的认知过程，是一种精神要求。

　　人物周刊：这是您的第几本书？发行量的走势？

　　张承志：我出版了约60本书，但重复出版很多。真正排成序列，一本与另一本不一样的，大概有20多本。我想我和诸大畅销作家，是没法比的。但是大概有少数的读者在寻找我的书。出版社隐约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印得比较少，也不愿意加印。基本都是一两万册。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经济收入来源？您不避讳吧。

　　张承志：1987年我从社科院到海军创作室，1989年底我从海军创作室退职。之后，我就和北京的一个失业工人一样了，只有一个北京户口。15年来，除了最近两三年北京作协给予一点补助，我有医疗保障，没拿过所谓单位的一分钱。但是我过得挺好，不但战胜了生活，还满足着自己的旅行癖，甚至在国外。出版社为了谋求利润绞尽脑汁，有些设想名目算到了我，于是版税就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生存。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读者是个什么分布呢？

　　张承志：80年代主要是大学生，而现在的情况我不大了解。

　　人物周刊 ：您的读者定位是什么？您对您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有怎样的预期？

　　张承志：时代变化很快很剧烈。80年代初，万物复苏，作品被全社会重视，作者也因而出名。但那个时代是必定要过去的，我们很幸运，在那时奠定了基础。

　　到了今天，我和读者的关系有一些特殊。比如在新疆达坂城，有个打工的穆斯林小伙子，天天在书摊看我的书，那时海南出版社出了一套我的选集，4本80来块钱。那个地方是个风口，冬天非常冷，书摊小老板后来也就任他看书。再如去年在新疆那拉提，一个放羊的老头是我作品的研究者。他从山上气喘吁吁地赶来见我，问的问题细致入微。作为作者，那时的确有一点幸福的感觉。

　　人物周刊：您从小在北京长大，北京对您的意义是什么？从您的文章中，蒙古草原啊、西北啊，都似乎寄托了您很多东西，但您很少提到北京。

　　张承志：北京于我而言，是一系列优质的学校。汇文小学、清华附中、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除此就没什么了。随着北京越来越夸大他们市井文化中的庸俗一面，我对北京的认同越来越差。北京话这个载体——虽然我很喜欢侯宝林、老舍的相声和小说，但笼统而言，它很难成为高贵情调的载体。

　　人物周刊：一点烙印也没有？

　　张承志：北京是个战场。众多的出版社、媒体、知识分子在此云集。由于人物众多，北京不宠惯知识分子。这是好事，它防止了知识分子简单地走向暴发的可能。

　　人物周刊 ：在北京，您没有认同感、身份感？

　　张承志：今天很弱。但不排除什么时候，对北京观察和写作我对它的感受。但它与苍茫的大西北无限的山河，以及其中百姓的生存，是没法比的。更不及新疆。从语言到文艺，每一刻你都想对人说，我是您的学生。

　　人物周刊：西海固、内蒙草原，至今还是您的精神家园？您到了那些地方，您的状态和在这里，很不一样吧。

　　张承志：1984年我第一次进入西海固，此前我是个蒙古草原题材的小说家。60年代末的插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我盼望突破自己，现在这个想法越来越坚定了——我想做个多文化的儿子，不愿在狭隘中生活。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丰富的文化相貌。

　　（在那里）我如鱼在水，享受休息和愉快。我也努力在北京营造这样的朋友圈子。

　　人物周刊：现在每年都有半年左右时间在外旅行？

　　张承志：20多年里大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在外。1996年写过一篇《被潮水三次淹没》。指的是夏天到内蒙古草原，接着西海固的农民来北京了，秋天再去新疆。每次都接触到最深处，不同文化的波浪淹没着自己，让内心充满欣喜。

　　“人民”与“理想国”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定义“人民”的，有批评说您有“神话人民”的倾向。

　　张承志：这个目标非常崇高，但描述不清，这里没有“神话人民”的含义。我想我所说的“人民”是丰富的，既纯朴伟大，又狡猾自私。一方面我们追求从民众获得立场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一直与他们的自私和封建做斗争。用不着担心人民被神化，重要的是当人被歧视、他们的基本权利包括信仰的权利，遭到歧视和践踏时，知识分子要为他们说话。

　　至于那个世界中的阴暗的、封建的、非理性的东西，正需要有人耐心地与之斗争。除去恶的杂草，首先要有一种立场。

　　人物周刊：这后一种斗争，于您来说，具体是怎样的形式？

　　张承志：简单地以《鲜花的废墟》为例，读者会发现，在宽容他人的立场，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时代，在主张和平与宽容的时代，伊斯兰文明曾在西班牙形成世界的辉煌顶峰。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反过来从阿拉伯文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和数不胜数的科学、哲学、艺术著作。我们一直宣传一种和平思想，伊斯兰一语的含义就是和平。西北某县，在30年代回民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划为一县。建县60周年时也是清真寺创设60周年。他们请我写碑文，我写的对联刻成碑，大家都明白我在主张和平。可以抄在这里：

　　心真诚则真主襄助

　　人和善则和平降临

　　人物周刊：还是关于“人民”，您曾谈到您有些没有写——“人民”的其他方面，是出于善意，您还认为“真实和善意是矛盾的”。

　　张承志：所谓善意，我说的是作家良心的底线。当一个作家写的是一个群体、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民族，而不是描写他个人的私小说，他需要尊重他人的感情和立场。拉什迪说他只追求真实和写作的绝对自由，穆斯林世界也可以说只追求抗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侮辱。当把“他人”作为对象的时候，良心底线和尊严权的问题在今日愈来愈严重。我的原则是，先和他们站在一起，然后我们再一起改正。从1982年的《黑骏马》到后来的《心灵史》，我都是这样做的。

　　人物周刊：您是说，您一直站在您观察描述乃至行动的对象的圈子里面，来完成您的观察描述；而不是站在外面，或者上面？

　　张承志：在这一点上，已经用不着我来说。一种势力在竭力把我“丑化”成他们中的一员，我感谢。

　　人物周刊：您是想做代言人？

　　张承志：如果在与人的交流中我表现得烦躁，大都因为对方总使用别人的议论，而不愿去读我写的作品。对你问的一切，我多少年来都在用严肃的文字表达，不如让我们把篇幅让一些给这些话：

　　……只是那个苦恼人的年代，它一下子就把人扔进草海，扔到了这乔布格的营盘上。一切都在这个营盘上实现了；那毡片磨烂的我们的家，那种非常接近了家庭关系的加入和承认。不，我再不能容忍什么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我不能容忍用“调查”替换这种关系，我不能容忍凌驾民众的精英发言。

　　我不知道。尽管写了半生，我并没有找到结论。审判要你来做出，额吉。我只是约束了文章也约束了自己。我只是感到∶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分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二十八年的额吉》）

　　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为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启蒙的民族学大师摩尔根(L.H.Morgan)，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纳为养子。

　　必须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 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

　　——（《人文地理概念下的方法论思考》）

　　我远远不具备、也不喜欢代言人的角色。我更喜欢“共荣辱，同毁誉”这个词。

　　人物周刊：您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自觉？

　　张承志：开始是下意识的。这也是革命时代的遗产。虽然那时我们只是小孩。但革命给人的冲击太强烈了。60年代走出来的人——虽然很多人健忘，但也有很多真诚的人，在德国、西班牙、日本，他们都不能忘记自己青春时代的理想。他们走着各种坚持初衷的道路。青年该理解这些，这是青春的本质。大家都想把自己带有革命色彩的初衷，走成一条彻底人道的路。当我们老了，觉得人生不是一个肥皂泡。这就是我行为的全部依据。

　　人物周刊：刚才您谈到的理想，关于您的标签，其中之一也是“理想主义”，您目前的和少年时代的理想是什么？您想象中的世界图景——理想国，是什么样呢？

　　张承志：用自己的笔，站在世界被压迫的、没有话语权和需要援助的人一边，行动和写作。

　　牺牲、清洁、愤怒、贫穷

　　人物周刊：谈一下，长久以来，您的作品的关键词吧，比如“牺牲”。在宗教寓意以外，从日常的世俗的角度，比如北京任何一座塔楼单元房里最普通的一个上班下班的老百姓，这个词，“牺牲”，意味着什么？

　　张承志：在追求最普通的生活的同时，应该记得，当正义和非正义的冲突那么激烈的时候——要敢于愤怒和表达。如苏珊?桑塔格写的，一个美国大学生在加沙地带为了保护巴勒斯坦一个医生的住宅当人体盾牌，被以色列的推土机碾死。他们也有日常生活，去超市购物，去看电影，但他们并不认为正义感与这些对立。

　　人物周刊：如果一个人在心里没有辟出这样一块地方，您就觉得他的人生没有价值吗？

　　张承志：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

　　人物周刊：对您的一些作品，比如《荒芜英雄路》，“傲慢”是被诟病的原因，您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吗？ 

　　张承志：在一些傲慢者的面前，我显示了蔑视。在另外一些人面前，我满心只想求学。《荒芜英雄路》的考古队员以深山里哈萨克牧人的方式教育自己，为什么说它是傲慢的呢？

　　人物周刊 ：还有一个概念，关于“清洁”，您现在和当初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

　　张承志：不仅有洁，尚且有耻的表述。日本关于耻的观点与文化从中国来，但实现了日本化和宗教化。日本讲求“清洁”的概念。在未来，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一定会提及这一点：中国的古典哲学，都只是政客的说辞，都只是伪君子的道德，假即不洁。陈天华为什么蹈海自杀，就是受不了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不洁的轻蔑。他以洁的行为，震慑了日本的傲慢。以庸俗的低姿态否认洁的观点，是文化低潮的特征。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自由主义的思潮。比如怎么看罗素那句话吧，“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这个和您那个“清洁”的概念有矛盾吗？

　　张承志：自由主义首先应该对霸权、压迫不能容忍。标榜自由主义的人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每时都在为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张目。参差多态，青草萋萋，当然太好了，但是霸权主义的企图是对穆斯林世界的大地斩草除根。你所说的人，他们批评过一句美国的霸道行径吗？怎么不知耻还自称自由主义？我们才是自由的知识分子，从求生到写作。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贫困？

　　张承志：过度贫困会侵蚀人的自尊心。（会不会滋生恶呢？）会，贫困也是恶的一个源头。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现在的这些想法和您在《心灵史》或者其他作品中描述的贫困的人的美好心灵品质啊，不矛盾吗？

　　张承志：你是说穷人就一定是坏蛋么？有些人面临诱惑时战胜了，有的人则沉沦了。你应该首先提及对贫穷者的同情。至于在这个过程中留意改造恶的人性，是另外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物质贫穷和精神富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张承志：人人都在观察。包括西北和内蒙，到处在剧烈变化。没有谁在主张物质贫穷，但富裕的恶，也从瓶子里被释放出来了，人类正注视着它，紧张而忧虑。

　　人物周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西海固为例子，您除了通过写作，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在物质方面，有没有直接的帮助呢？

　　张承志：很惭愧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佩服和羡慕医疗队、希望小学、林草工程的参加者。我曾试图帮助援建一所希望小学，但出钱的老板要为自己立牌坊，事情就没有办成，我也很懊丧。

　　和底层民众在一起

　　人物周刊：比较接近您自我认识的外界评价是什么？

　　张承志：说到底，你问的，都是知识分子范围内的。但从80年代以来我走着与他们不同的道路。我更在意农民朋友的评论。虽然那些评论多是一种感情的评论。但是自己的脚站在百姓中间的感觉，是很充实的。有一年在新疆托克逊听到，一个老人让女儿每天回来给他念我的书。他坐着儿子开的东风大卡车来看我，只握了握手，他并不会表达。

　　一些批评，只要态度是严肃的，我就仔细留意。最近读到一组文章《多维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张承志系列笔谈》，虽然对我否定者居多，但都是讲道理的，尽管道理未必都对或未必已经说服了我，但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些角度和观点。

　　人物周刊：您作为作家的鼎盛时期是什么时候？或者您觉得还没有到来，或者已经过去了，您自己对自己最满意的是什么时候？

　　张承志：80年代后期文思很快，但那是童言无忌的时候。现在的作品失去了当时的流畅润泽，也许晦涩甚至费解，但是思考多了些。

　　要说比较好的状态，90年代初写的两本日文书，也许比较好，日文《鞍与笔》序言的文笔得到日本人的夸赞。

　　我们是经过“文化革命”，并怀着沉重的烙印和负担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怎样让自己和被歧视的人站在一起，于我是大的问题。让自己的声音，让自己一介之身，和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在一起——这个成功了一切就算成功，这个目标失败其他成功都是虚假的。以一篇应时之作一时轰动，这个经验我也有过，这不是理想。

　　人物周刊：您有过自我否定怀疑的时期吗？

　　张承志：对自己的纠正时时都在进行，新的作品一直调整着旧有的认识。我竭力学习以求免于片面和错误，但我不能否定生活与民众教给我的方向。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这些年的声音是一直那样呢，还是有放大或者衰减？

　　张承志：是衰减吧。这是一个越来越喧嚣的世界。谁能总让自己保持刺耳的尖叫？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位置是什么样的？是平衡的声音之一呢，还是认为对现实而言，是最最必要的，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呢？

　　张承志：我只是一个作家。我永远不是走红的文字商品的贩卖者，永远不是流行思潮顶峰的泡沫。我独立地表达而已。

　　人物周刊：您觉得，总的来说，您是怀才不遇呢，还是比较幸运呢？

　　张承志：我多次写过：我是个幸福的人。

　　（应被访本人要求，本访谈内容经张承志过目并修改）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11月8日下午3点钟光景，午饭吃过了，午觉睡过了，一盘如太软》来回听了两遍了，宋蕾的那只“郑明明”（眉笔）竟然70多块钱，听说《为爱伤神的日子》不错——算了，算了，《会计原理》又要考试了。彭小蓝从床上跃起站在窗前，没等一分钟，她又仰在床上了。天花板白得让人头晕，一二三四五只蚊子，死的……彭小蓝感觉到了无聊。 

　　她们同岁，在北京一家民办大学培训部读会计专业。 

　　这是一个无聊的下午。这之后发生的一切什么都不能改变，只是无聊的一个回击。 

　　4点左右。彭小蓝站在北京月坛轮滑场外的售票处。 

　　她们来了。她们年纪相仿，大的20，小的15。就像这个年纪的所有女孩子一样，想打扮得与众不同一点，酷一点，可穿来穿去也没什么了，小套大，里长外短，膝盖挖个洞，裤脚扯圈穗，所以她们宁愿摆出一副厌倦的无所谓的气质——掩着点兴奋，藏起怯弱。 

　　年轻，谁不期待生活中的出其不意？谁能拒绝“无所畏惧”呢？可是，“意外”在哪？“惊喜”在哪？ 

　　盯着分数的学校，算计着工资和菜价的父母，中不溜儿的成绩，胡同里炸油条的气味，隔壁收音机走了音的黄梅戏，高年级班穿银白紧身“Puma”的男生……，就像天天演播却总也等不到高潮的电视剧，她们总有些不耐烦，总有些…… 

　　嘿，怎么才来？彭小蓝招呼着，她们都是哥儿们，玩轮滑认识的。 

　　五块，三块，十三，今天玩不成了，凑不够钱。算了算了。 

　　10个姑娘，晃晃当当，咋咋呼呼，从马路这边拥到那边，去哪？去哪？ 

　　她们决定去福绥靖大楼，那儿有个游戏厅，人多，热闹，没准碰上啥事。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她们不想过得像白开水一样。 

　　王非，你怎么了？男朋友被撬了？谁呀？谁呀？孙欣？是她？揍她！去揍她！ 

　　姑娘们哄起来，她们停下脚步，凑成个圈，笑嘻嘻地，推推搡搡，夸张着亢奋，夸张着愤怒。找孙欣！找孙欣！她们像是找到了方向。 

　　先把宋蕾叫出来。宋蕾和孙欣不错，让她引出孙欣……她们像是谈论一次郊游或是计划一次野炊，七嘴八舌，兴致勃勃。 

　　宋蕾出来了，夹着个化妆包的，显得很漂亮，很有兴致。 

　　“看见她就来气！”钦芳过去推了她一把——一个月前的一天，宋蕾答应把口红借她，结果骗她在月坛门口苦等了一个下午。 

　　宋蕾挨揍了。几个女孩子你一拳她一脚的，新衣服被扯破了，脸上被抓了一道口子，化妆包被抢了。她哭了，这一切都发生在她高高兴兴走出家门几分钟之内，怎么了？大家平时不都是哥儿们吗？为什么啊？干吗要“为什么”？彭小蓝朝宋蕾胸口揣了一脚，“烦——见你臭美就烦！” 

　　彭小蓝分了支眉笔、一副耳钉，几块钱一副的摊上货。洪路拿了睫毛膏。剩下的口红和粉饼归王非了。 

　　找孙欣！找孙欣！10个女孩子“押”着宋蕾，叼着烟，哼着歌，摆弄着战利品，一路风光。这时候，她们不再是学校里可有可无的人、爹妈身边听训的孩子、服装专卖店前囊中羞涩的穷学生……她们以为找到了“自我”，不以为然，挺威风的“自我”。 

　　孙欣出场了——她急急火火地赶来了，宋蕾在电话里说撞着了自行车，需要“创可贴”。她和她的伙伴田力立刻被包围在中间。 

　　谁真的在乎那个一直没出场的男朋友呢？就连王非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么谁真正有理由恨孙欣呢？ 

　　似乎没有。但是门个女孩子——包括刚刚挨打，眼泪还没擦干的宋蕾，谁也没放过孙欣，甚至都不曾犹豫。踢她！踢她！BP机，手表，钱包被拿走了……孙欣和田力被揪着领子搡到墙根儿。她们觉得委屈，她们是给宋蕾送“创可贴”的，怎么成了这样？她们哭了。 

　　她们越哭越伤心。刚才还兴致盎然的姑娘们忽然觉得没什么劲了。宋蕾找到了。孙欣找到了。游戏厅里人多得要命。钱是凑够了，可月坛的门也关了……还有……还有什么好做的呢？这个无所事事的下午又徘徊到了原来的位置。 

　　没意思。没意思。回家。回家。 

　　13个女孩子说说就散了。这时候刚好晚上7点。“新闻联播”的声音在街上飘来荡去。路灯亮了。她们的妈妈也许正在准备晚饭。周末的功课做了一半撂在桌上。 

　　11月8日这个下午，就像一页被翻掉的日历，汇人平常岁月。13个女孩子谁也没当回事儿，甚至其中三个受了伤的也只以“骑车撞人”搪塞过家人，她们继续上学，继续在胡同里闲逛，继续着十五六岁脆弱的梦想，不知方向的欲望……但是，24天之后，这个下午以另一种形式被翻了回来—— 

 

　　12月2日《北京青年报》： 

　　“……因为蓄谋抢劫他人财物的6名犯罪嫌疑少女正在接受公安预审员的问讯，另有4名尚未归案。……15岁的嫌疑人寻求报复索要钱款……18岁的嫌疑人报复抢走她男朋友的女孩子……” 

　　12月11日。北京西城公安分局清河看守所。记者见到以上那则“犯罪新闻”的主角——从号房出来被女警押着被要求坐在预审室一角的年轻女因们。 

　　当她们抬起头，撩撩刘海儿，当她们谈起流行的裙装热卖的电影模模糊糊的恋爱，你感觉不到她们与“邻家女儿”的差别——真正的“差别”来自何处呢？是日常的无聊琐碎的伤害吗？还是青春期的颠簸和迷茫？ 

　　下面钦芳和王非的叙述，关于父母绘画理想朋友爱情，有忏悔，有迷惑。 

 

　　钦芳，15岁，北京一所职业中学广告设计专业一年级学生 

　　今天是几号？拘留所里没有日历，每天过得一模一样。 

　　11号？我进来20天了？ 

　　我想我爸。我对不起他。 

　　平时怎么过？就那么过呗。上学，写作业，画画，写东西——日记，还有别的，去看我妈，或者奶奶——我很烦啊。 

　　我想爸爸。我是上个暑假变坏的。我太坏了，无可救药。抽烟，喝酒，不回家，晚上也不回。 

　　夏天的晚上可真好。天空沉闷而单调，有时候也会有星星。我们——我和我的哥儿们们在热闹的大街上闲逛。看车来车往。人们穿着汗衫，打着蒲扇，比白天和气。商店门前的彩灯一闪一闪的，有些不真实。这时候，我会点着根烟，或者脚边摆瓶啤酒，可真自在。 

　　我们胡侃瞎聊，男朋友作业新裤子马蒂斯班主任国安队……将来我打算做个职业画家，不知行不行？ 

　　第一次晚上不回家，我就和我爸闹翻了。一进门，他就给了我一耳光——长到15岁，这是他第一次打我。我讨厌屈辱感，我向他吼：“你打吧，你打我我就总也不回来了。”他愣住了。 

　　这之后的暑假，我过得更加无拘无束。我就想和他对着于。第二天的清晨，他见我进门，话也不说，转身就去上班。我们谁也不理谁。当然，他会把牛奶和点心放在桌上，有时候还留封信，给我的。我这个坏蛋，从来看都不看，甚至信封都懒得拆，就扔进字纸篓了。 

　　那一段时间，我像是胸中有股怒火，非要报复谁不可。我残忍地选中了世上我最亲近的人。最幸福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要数初三复习应考的那段。我一心想考设计，竞争相当激烈，我的成绩中下。他给我请了家庭教师，找人评画，花了好多好多钱。我也算是刻苦。有目标的日子充实快乐的。我也没令他失望——我总是令他失望。 

　　平时的日子，我们过得很一般。我妈妈三年前就离开我们了，她好像很成功。 

　　从那时候起，我们的生活就像散了架子。那一年我上初一，我，我……不想说了……我像傻子一样疯玩，学会了抽烟，我要让脑袋被这些傻事充满，我一刻也不想想他们的事。 

　　可你不知道我爸是怎么过来的？谁都说离婚对孩子不好，可我觉得最可怜的还是大人，比如我爸。他在一家不太景气的工厂搞设计，他是个太认真的人，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还在画图。离婚之后，他老是忘了刮胡子，不问不说话。洗衣，做饭，离婚前他也做，但那之后，我总有点不是滋味。 

　　最可恨的是我啊，我待他太不公平了。我妈对我挺一般，可我心里好像更依赖她。她有时候会令我伤心。我去看她，无意中提起一件毛衣，她就很冷淡地说：“怎么不让你爸买给你呢，他可是你的监护人啊。”我爸没什么多余的钱，我也没有买那件毛衣的意思。类似的屈辱——说重了，怎么她也是我妈妈——很多。 

　　后来开学了。我决心不再撒谎，做个让爸爸满意的好孩子。我真的做到了。如果白天在外面忍不住，抽了烟，回家进门就告诉他，然后给自己一耳光。那天的事，我回来就说了，他很生气，但以为和以前一样，小孩子打架，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天我和平时一样，很烦。 

　　现在？在“号”里？一个屋里二十几个人，杀人放火干过什么的都有，和我一样，都觉得自己被冤枉了。我不大和她们说话，不是清高，我觉得有好多事情该认真想一想了。吃喝拉撒都在这屋，开始很别扭，现在习惯了。每天有窝头，能吃饱。我病过一次，高烧。这是惩罚。灰色的没有尊严的生活。 

　　每日6点起床，我常常迷迷糊糊，还以为是在家里，想向我爸嚷嚷——他平时总舍不得让我早起。做值日，坐板（反省），午饭，坐板，听思想教育课，晚饭，睡觉……一天就这么结束了。 

　　我怎么就到这儿了？至今回忆起那天的事，仍然觉得恍惚。我好像没想打她们，可我打了，我也搞不清怎么回事。我开始只是在一旁抽烟的啊。我真的在乎那只口红吗？ 

　　我平时并不化妆，偶尔化一下，只是图好玩。化得跟个鬼似的，在大街上闲逛，让别人也乐乐，有什么不好，这世界上大家不开心的事都挺多。 

　　来这儿那天，我爸带着警察来奶奶家找我，晚上10点多了，我都睡了。真谢谢那位叔叔了，他穿的是便服，要不吓死我奶奶了，她70多了，有心脏病。 

　　在福绥靖派出所的当天晚上，我开始发烧。睡在几张拼起来的椅子上，迷迷糊糊的。后来彭小蓝也来了。在那儿我连烧了几天，我爸天天送饭送药。我妈也来了，她很坚强，红着眼睛，说：“自己照顾自己。”我爸什么也没说。 

　　这里的日子是灰色的。我对色彩很敏感。红色代表欢快，心情雀跃；黑色是宇宙，飘忽空洞；白色，在我看不是纯洁而是恐怖；黄色，轻浮轻快，很容易脏；绿色，代表活力和新意…… 

　　我喜欢咖啡色，不喜欢绿色，我没有资格……将来？谁知道，就这样了吧。 

　　不是，不是。我出去之后要给老师跪下，我求他，让我继续上学。我还要画画，挣钱，养我爸爸老。你说，他们会原谅我吗？会吧。 

　　也说不准啊。我拿不准。 

　　我很喜欢凡高。他的画色彩那么强烈，很有生命力。他很极端，我也很极端。要么顺着自己的意思做，要么自暴自弃。这样很危险？ 

　　钦芳的话被打断了——时间到了，她该回去了。临出门的时候委托记者代问她爸爸，“告诉他，我病好了。我对不起他，他可千万别伤心。能不能给我送件毛衣来？……” 

　　12月12日。钦芳的父亲电话里声音急迫，“她怎么了？……谢谢……她还需要什么……你看她脸色还好吗……我就去……” 

　　12月15日，钦芳的父亲钦平差点儿被保卫哄走，托了人，总算把毛衣送进去了。当然，他不可能见到女儿。一个月来，每天一趟，但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见见预审员。而女儿，在数道高墙之内，沓无音信。 

　　12月16日，钦平来到女儿所在学校。他必须做出解释，获得原谅，为了女儿；但他反反复复的解释只得到了一句答复，“再说吧，看情况”。 

 

　　　　　　　　　十三个女孩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续） 

 

　　王非，18岁，初中毕业后，无业在家。 

　　王非是那种看上去满不在乎的姑娘。头发很短，额前一缕好像染过，亚麻色。牛仔裤紧绷着，裤脚开叉拖到鞋面。目光硬硬的，说话的时候挑衅似地看着你。 

　　“有什么了不起？”开口第一句话真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我烦他，讨厌他，谁说的？他根本不是……我怎么可能是为了他？我恨不得……这事和他无关，他不知道我在……这儿吧？” 

　　“他”是王非曾经的男朋友。 

　　下面是王非关于“他”和“他们”的叙述，一个坏孩子的早恋，分不清的纯情和虚荣，分不清的执着与轻率。 

 

　　我可不在乎他。他算老几？德行。 

　　都是孙欣捣的鬼。怎么好像她受了多大冤屈似的，她真是很坏，破坏别人的幸福。就是现在见了，我还要打她，她活该。 

　　我并不想夺回他，我已不稀罕了，但我一想到他和孙欣在一起，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啃过的骨头，我就是扔了也不准别人碰一碰。我恶心。我想把他抢过来，再扔了。我可不能让别人说我王非被人甩了。 

　　我狠？他才狠呢！ 

　　是他先惹我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开始。我们本来是一大帮男女同学，常在一起轮滑，蹦迪，胡说八道。乐趣无穷。我们都是学校里的坏学生，家中让父母唉声叹气的坏孩子。不过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就是“男男女女混在一起”了——但我并不愧疚，因为我是清白的，起码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我是无辜的。我喜欢和男生在一起，因为他们喜欢女生，他们不跟你计较，他们乐得帮你忙，还有一种微妙的吸引力。 

　　我的意思并不是承认了你们所说的早恋。我并没有针对谁，我并没对谁特别在意，我像个坏蛋一样对他们一视同仁，因为我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都没只喜欢我一个。 

　　这很真实。我想这个年龄阶段很容易——朝三暮四。我当时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大家都客客气气的，有所期待，无所牵挂，相安无事。 

　　但有一天他站出来了，从他们一大群男生女生中站出来，站到我面前来，他说——他什么也没说；从此一切都不可改变。 

　　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啊，也许以后永远不会了。 

　　谈恋爱？我不知道我们那种叫不叫恋爱，我觉得更像是赌气。 

　　我在各个方面都算是坏孩子，抽烟，喝酒，夜不归宿，打架，骂人，成绩糟糕，穿奇装异服——更坏的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我很不严肃，我并不是有意要这么坏，我怀疑自己是天生的捣蛋鬼；但可笑的是我竟然栽在这件事情上，栽在那个坏蛋身上——我认真了，人一认真就很被动，很容易倒霉。 

　　这有什么好说的，和所有人的初恋都差不多吧。胆战心惊，迷失自我。一年不曾达到的减肥目标在一个月内达到了，照镜子，向姐姐借裙子，写日记，莫名的忧郁，冲父母发脾气，喜欢起下雨天，…… 

　　这些肉麻而不自觉的变化，把我搞得像个多情的受气包。我有时候为自己的变化羞愧——这和我既定的目标很不一样啊，我本来下决心要做个不动声色的人，与人与物，若即若离，拿时髦的词叫游戏心态，对，我就是要酷。 

　　但这下全完了。 

　　我王非成了婆婆妈妈、粘粘乎乎的家伙，成了别人的跟屁虫。这样的生活自然有它自己的吸引力——我们出双人对，漂漂亮亮，亲密无间，被哥儿们姐儿们嫉妒。但与甜蜜如影随形的是焦虑，是害怕这一切过去，是监视，是彼此猜忌，是要求，是不满，是沮丧，是一天天积累放大的矛盾，是仇恨。终于有一天，他先撤退了，他碰到了一个让他轻松自在的女孩子，漫不经心，花言巧语，却有真心实意，我以前何尝不是那样。 

　　但我被撂在了一边，残兵败将。 

　　我打了她，她可以觉得委屈；我也不好受，无论如何，我是失败者。与她相比，我不仅仅是失去了他，我失去了无所畏惧。无所依傍、自由自在的少年心境。 

 

 

 

在去拉龙（Raron）之前，我向多位瑞士朋友打听如何前往。他们都知道那是里尔克墓地所在的村庄，但无人去过那里，因为拉龙实在是一个十分偏远的小地方。有朋友告诉我可以坐火车到布里格，再换黄色的邮车可以抵达。

这天一大早，从巴塞尔出发，坐上开往威尼斯的IE列车，一路向南。三个多小时之后，到布里格下车。去旅游信息中心询问，惊喜地得知开往锡恩的区间火车中途停靠拉龙。立刻马不停蹄跳上火车。这是一趟一小时一班、站站停的慢车，车上乘客寥寥。

拉龙是瓦莱州山谷中一个宁静的小山村，罗纳河从村前流过，砖石垒砌的精致小楼前后摆满了鲜花，路旁清澈的水池里漂浮着玫瑰花瓣。很多城里人在村里买了房子，周末和假日前来度假休闲。

里尔克的墓位于山上的教堂里。火车进站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教堂高耸的尖顶，山前有陡峭狭窄的步行小径，山后则有汽车道直达教堂门前。拉龙教堂是在大主教马绍斯·席纳要求下，于1508年至1517年之间建造的，教堂内部的墙上是以最后审判日为主题的大型壁画，壁画的表面已经斑驳脱落。

1919 年6月11日，里尔克离开慕尼黑前往瑞士旅行。这次旅行让里尔克重新发现了瑞士的好处，雄伟秀丽的山水和仰慕者的殷勤款待，使得里尔克把瑞士看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

1921 年6月，里尔克在瓦莱旅行的时候，发现了距离锡恩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的慕佐。诗人富有的保护者维尔纳?赖因哈德闻讯后，为他租下了这座小巧的中世纪城堡。里尔克十分喜爱慕佐，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描绘了城堡光影的奇妙变化：“眼前的山水风光变幻无定，体现出一种创造性的抑扬顿挫来──，古老的房屋和城堡在这光学的游戏中引人入胜地移动着，因为它们大都凸现在缀满葡萄枝蔓的斜坡、森林、林间草地或灰蒙蒙的岩石构成的背景上，宛如方格织毯上一块快图案。”

瓦雷里对里尔克的评价十分贴切：“里尔克是世界上最柔美、精神最充溢的人。”和十年前寄居杜依诺时一样，里尔克既把慕佐当成休养生息的幽居之所，更看作是重新开始创作的精神空间： “这间工作室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允诺和魅力。”诗人将自己的肉体禁锢在城堡狭小的房间里，期待在语言的冒险中重归安宁。沉寂十年的创造力在2月的一天终于爆发，1922年2月2日至5日，里尔克在四天的时间里写下25首14行诗。以后的几天，里尔克接连完成了《杜依诺哀歌》中的五首。2月15日至23日，里尔克将《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第二部分的29首诗歌一气呵成。里尔克在这里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他的哀歌和十四行诗是堪与瓦雷里的《幻美集》、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提并论的伟大作品，有意思的是，上述作品均完成于1922年。

1925 年10月27日，里尔克在给冯德尔莉夫人的遗嘱中指定了身后的长眠之处，这就是距离慕佐不远的拉龙：“我希望能在拉龙古教堂旁边的那片拱起的墓园中入土。我就是在那里的栅栏边第一次领略到此地的瑟瑟风吟和灿灿天光的。”

拉龙教堂的后花园里墓碑林立，每一座墓前都栽有鲜花。里尔克的墓并不在他遗嘱中所写的位置，而是在教堂南墙下方的正中间，这里的是教堂花园里最好的位置，白天的阳光长时间地温暖着冰冷的墓穴之中诗人孤独的灵魂。墓地正前方视野开阔，越过教堂的木石围墙，河谷中星星点点的村庄和镜子般闪亮的湖泊一览无余。远处群山环绕，山顶上依然有着白色的积雪。墓地中只有很少几个的游客，他们都是为了里尔克而来。里尔克选择这里作为安息之所，除了风景上佳之外，不被人打扰应该也是重要的原因。

拱形的墓碑镶嵌在教堂的墙上，墓碑上镏金的诗句是里尔克自撰的墓志铭：“玫瑰，呵，纯粹的矛盾，乐意在这么多眼睑下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睡梦”。墓前竖立着一个小小的木制十字架，横的木条上刻着里尔克姓名的首字母R.M.R，竖的木条上刻着诗人的生卒年份1875－1926，长年的风吹日晒，十字架已经变成灰色。

墓石旁布满细小的白色碎石，墓石上种满了鲜艳的红玫瑰。1926年10月，患有白血病的里尔克正是在采摘玫瑰的时候被刺破手指，引发急性败血症。12月 29日凌晨3:30，诗人安静地死去。1927年1月2日，里尔克在拉龙教堂落葬。

正午12点，我用ipod录下了拉龙教堂的钟声。两座钟楼上嘹亮的钟声一远一近，一先一后，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从拉龙坐火车去锡恩，那里有里尔克纪念馆。列车车厢连接处堆放了不少军需用品，持枪士兵守在一旁。剃着寸头的士兵肤色白净，有的还戴着眼镜，完全是书生模样。忽然想到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过的一幕：柔弱的里尔克应征入伍，穿着军装的时候手足无措。这几乎等于把夜莺扔在油锅里炸。可怜的里尔克。

上帝，让每个人死得其所吧

死亡来自于每个生命

在生命中我们拥有爱情、意义和苦难

── 里尔克《贫穷与死亡之书》

 

读《The Fountainhead》纯属好奇。在作家圈子里，要历数左翼作家可以说信手拈来：格拉斯、马尔克斯、拉辛、冯内古特……而要找到一个右翼小说家却需绞尽脑汁。说到安·兰德，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她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称兰德曾是他的精神导师。能引起如此鲜明的爱憎，于是我拿起了《The Fountainhead》。

            

《The Fountainhead》是怎样一本书呢？如果把尼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搅拌，合成一个新人，让他来写小说，那将是《The Fountainhead》。就是说，这本书充满了对“个人意志”的极端信念，其中，“意志”那个部分属于尼采，而“个人”那个部分属于弗里德曼。

           

 故事是这样的：20年代的建筑系大学生Howard Roark因为笃信现代建筑、鄙夷传统建筑而被学校开除，他来到纽约自己开业。由于对自己的设计原则不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其事务所生意寥寥，最后沦落到不得不去做采石场工人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大学同学Peter Keating由于善于迎合而在建筑业平步青云。由于极少数几个“另类客户”的存在，Howard得以重新开业，事业终于有了起步。但这时，一个叫Elsworth Tootey的建筑业头号评论家，却开始实施摧毁Roark的计划：他先是怂恿一个富翁去找Howard设计一座庙宇，然后在庙宇建成之后，又怂恿他去状告Howard，Howard输掉官司之后再次失业。一个媒体大亨Wynand却在这时慧眼识珠，找到Howard去设计他的房子。由于Toohey的操作，项目落入Peter的手中，Peter无力设计这样的项目，于是和Howard达成协议：Howard幕后帮助他设计房子，但是Peter得到所有名分。房子设计出来之后，Howard惊诧发现他的设计已经被改动——他可以容忍自己得不到名分，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设计被改动，于是偷偷炸掉了该建筑。又一场官司降临到他头上，Wynand试图用自己的报纸为他辩护，但是读者们纷纷弃他而去，工人们也开始罢工抗议，迫于压力Wynand不得不妥协转而谴责Howard。Howard在法庭上以一个精彩演讲扭转了陪审团意见，他被判无罪。Wynand给了他一个摩天大楼的订单，让他建造一个“自我精神的纪念碑”。

            

兰德后来承认，她是把Howard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来塑造的，他的完美不在于其外形品德——小说里Howard并不英俊、性情可以说冷若冰霜，他的完美在于：在每一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他本可以不被学校开除，如果他……；他本可以不去做采石场工人，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额订单，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诉，如果他…… ；在校长、在同行、在客户、在评论界、在资本家、在法庭面前，他选择了自己。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它的基础不应该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

            

这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这甚至不仅仅一个在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这是在人的存在和虚无之间作出选择。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颂扬，归根结底因为它就是人的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坚持。

            

Howard让我想起《立春》里的王彩玲。这样两个貌似非常无关的人，其实似乎是精神上的表亲。王彩玲，一个当代中国县城里的音乐老师，象Howard笃信自己的建筑才华那样笃信自己的演唱才华。她本可以象其它县城妇女那样结婚生子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演唱意大利歌剧。王彩玲和Howard的结局却迥然不同：Howard最后建成了摩天大楼，而王彩玲却只能在那个小县城里无声无息地老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彩玲这个角色比Howard更有意义：如果对个体意志的赞叹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引向“成功”，那么兰德分配给Howard的最后成功命运就是个多余的情节。不但多余，甚至是误导性的，它给人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Or, is it?

           

 兰德为自己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这一点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的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Howard这个“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是因为Rand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绝对的绝缘。而这两个秉性几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说二者的结合。如果说Howard惊人的才华可以为其对自我意志辩护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那么“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条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事物，那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Rand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石是“客观主义”，因为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Rand笔下，Howard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The Fountainhead》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揉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接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的作品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世界一直去 

刘天昭

第五个好晴天。每天早上拉开窗帘检查，看不看得到五羊新城那边的二沙岛那边的江那边的保利康桥。看见了就很高兴。头一天还看得清一层一层的窗，昨天就模糊了。

　　如果广州一直是这个能见度，我就可以一辈子不搬家。虽然要走十五分钟才能买到水果。

　　本来楼下有一家水果店。水果都很差，每次站在店中央环顾踌躇。

　　老板娘是东北人，自动帮你抹掉两毛三毛的，让你觉得她并不觉得这里是广东。有时遇见他们吃排骨炖豆角,电磁炉就摆在地中间一把椅子上。问他们在哪买菜，说也要去五羊新城；问他们怎么不进点菜卖卖，说整不明白他们南方这菜。

　　店里搭了一个小阁楼，搭着梯子拉着帘子像大学生宿舍。自家吃的肉，就在卖冷饮的冰柜里（他们还兼卖冷饮）。这又是东北作风。店门口有一个下水井口，见过他们拎着筒出来泼水，不知道去哪里上厕所。

　　养了一只猫，也像野猫，店里店外出没，碍事的时候，老板娘扫一腿，它便老鼠一样迅速消失在货架深处了。老板娘穿塑料拖鞋，有时挽着裤脚。

　　老板娘的男人，我怀疑并不是老板。他有时出现在阁楼下面，对着个电脑屏幕，打游戏。男人不在的时候，老板娘就坐在那儿，有时翻纸牌，有时用QQ聊天。这边称苹果呢，那边有QQ的叫声。显示器胖大老旧的一个。

　　夏天有一阵，老板娘的妹妹来了。大声喊，姐啊，西瓜多少钱？妹妹看着还很青春，身材高大，高高地扎一个长长的马尾。老板娘其实也就三十几岁，烫的大花长头发总有些枯，戴眼镜，脸上好像有些斑。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的样子。

　　妹妹在的时候，经常有个摩托车停在门口。晚上回来，总看得见一张小方桌支在外面，围坐四五个人，有时桌上有盆火锅，有时有几盘菜，有时桌上一个红塑料袋，各自手心里攥着瓜子，啪啪地把瓜子皮儿吐在地上。

　　这四周都是三十几层高的大厦，大厦和大厦之间，比两棵握手的树还要紧密。小方桌自在星空下。虽然夜里照旧只有灰霾。

　　前天晚上，快十点的样子，我去买水果，看见卷帘门拉下来。十几个月来，第一次看到卷帘门拉下来。我怀疑老板娘生病了，或者有别的要紧事。

　　今天一早，刚才，去买水果。卷帘门打开了，里面东西运空了，人也不在。两个陌生的工人正从墙上摘一面没镶框的大方镜子。镜子亮得发贼。我在阴影里站了一会儿，他们还没把镜子摘下来。

　　我有些不甘心。

逃亡路上

刘天昭

　　我的MSN上有很多文字工作者。根据大家无事不闲聊的默认规则，他们平时都很安分，亮着小图表静静地在网上陪伴我。但是有时候，他们会异常活跃，没话找话，不管我提起什么他们都兴致昂然。于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说，你是不是应该写稿而不想写稿？十之有八九，我猜得是对的。
　　于是我得出一个卤莽的结论，一个人在必须工作的时候，他/她对工作以外的一切其他事情都很有兴趣。后来我又得出一个更卤莽的结论，人生，人生它就是在逃避梦想的途中展开的啊。
　　经过可能不是特别彻底的自我分析，我觉得，把我塑造成今天这样一个性格的、让我走上今天这条生活道路的，有两个基本的动力，一个是恐惧，一个是渴望。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诸多恐惧中，长期压迫我的一个特别难以克服的，就是对渴望、对梦想的恐惧。
　　渴望就是，大概早晚都是，要使得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对你拥有某种权力吧。可能隐秘地直觉地早就嗅到了这个不安全的气味，然后就恐惧起来、逃避起来了。
　　然后还有比较具体的，在接近梦想的途中，还会有一种畏惧困难的恐惧，还会有一种懒惰混合在里面。比如简单地，不想写稿，不想工作，在工作之前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总忍不住假装泡一杯咖啡实际上跑到别人的座位那里说起了八卦然后说，哦今天天气好好哦不如我们出去玩吧。然后就觉得如果不出去玩是辜负了大好阳光大好青春辜负了整个人生，工作，工作有什么了不起呢。
　　然后，真的，就出去玩了。然后那玩，不管是逛街买新衣服看电影喝茶喝酒唱K会朋友，总是真的，货真价实地，被写进了人生。很显然，它就是真实的人生啊。而且这真实的人生它确实，也很不错呢。
　　你渴望完美婚姻所以特别害怕结婚所以谈好多好多场失败恋爱其实人生过得很精彩，比如你特别想要做艺术家因为害怕做不好害怕被批评所以有特别多的自我审视所以不小心成了艺术评论家，比如你特别想追一个姑娘但又害怕所以就老去跟她的女朋友搭讪最后和该女朋友日久生情……这种事情说起来好象并不常见，可是仔细去琢磨我们做决定时候的内心冲突，恐惧在干嘛、渴望又在干嘛，这事情还是挺清楚的。多数时候，就是恐惧和渴望协商之后的抉择，在塑造我们的生活啊。
　　执着于梦想、直奔主题，当然是好的，让人激动，值得赞赏。可是人们在逃避梦想、同时也逃避恐惧的路上，其实也还是发明出了相当丰富多彩的借口和旁骛。就好象人家说，女人的爱情，就是要把强奸转化成做爱。这么一想，就觉得直奔主题很可能相当乏味，绕着圈子玩儿，才能绕出参差百态、幸福本源呢。